每当提起生化武器细菌战，国人必然就会想起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他们利用中国人做活体试验，犯下累累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然而，接手包庇这支禽兽部队的，却是美国人。而且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美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731部队的人员与技术，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伸出黑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人出于利益需求，悍然组织联军进行武装干涉，直接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边境。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拉开序幕。

在美国人看来，当时的中国经济条件与军事装备都是处于下风，因此觉得志愿军不堪一击。然而一经交手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联军竟然被打得屁滚尿流，甚至是到了无法招架的地步。

经过几场较量之后，在厮杀中一直被压着打的美国人眼见无法占到便宜，就想玩阴的，要放狗咬人。他们将三名日本细菌专家调往朝鲜战场，并以中朝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在这三人中，有一位正是731部队的创始人，日本战犯石井四郎。

1952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了投毒行动，他们在志愿军阵地及朝鲜北部地区的水源地、居民区，以及农场等处疯狂散播携带病菌的老鼠昆虫等活体，意图造成大面积感染，以此来削弱志愿军的战斗力。甚至在我国东北与胶东境内，也有部分地区不幸中招。美国人“千里投毒”，当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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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方人员在生化细菌战的预防方面经验不足，因此在美国人发动的细菌战初始阶段是吃了大亏的。因为一些病毒细菌都是装在空弹里的，在投弹落地后并不会产生爆炸，所以无论是平民还是中朝军队的官兵，对这些不响的炸弹很是好奇与意外。

一次，美军又在199师阵的前沿阵地扔下十几枚炸弹，依旧是没响的空壳弹。67军的军长李湘与副军长李水清特意赶到现场进行查看，两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仅挨个翻看了那些没有爆破的炸弹，甚至还坐在弹壳上进行了一番讨论。

虽然没看出什么名堂，但两人还是决定将这一特殊情况上报给志愿军总部。彼时李湘军长的脸上生了小疖子，但已经被挤破，因此他受到了致命的感染。在第二天一早，就发现脸肿得不成样子。

由于病情恶化得太过迅速，李湘军长很快就因败血症和脑膜炎发作而病逝。从中毒到牺牲，只用了短短7天的时间，美国人投毒的手段可见一斑，而李湘军长也成为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级别指挥官。

其实在此之前，志愿军卫生机构就已经对美军空投下来的跳蚤、苍蝇、老鼠等活体进行了生物化验分析，并从中发现了大量的霍乱、痢疾等病毒，而传播速度最快，杀伤力最大的鼠疫更是赫然在列。

然而，即便是知道了美军在战场上投放了细菌病毒，有些志愿军战士仍是采取了非常轻视的态度。认为枪林弹雨都不能奈何自己，更何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小细菌。直到身边有战友因此倒下，这才晓得了细菌战的威力，从而重视起来。

在破解了真相后，志愿军一方面动员全体指战员进行防疫的消杀预防工作，包括灭鼠、灭虱、灭蚊蝇，清秽及注射疫苗，一步步开展得有条不紊，很快就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另一方面，我国也向国际社会通报揭露了美军的恶行。当然，以美国人的风格来说，肯定是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丑事的。他们不仅对此给予否认，而且还瞪着眼睛说瞎话，反污中朝军民被感染是由于卫生条件不合格而导致的。

不过，美国人很快就尝到了打脸的滋味。因为根据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交代，他们明确承认自己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多次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攻击。消息一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自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

当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发表声明称，美军投毒的做法是继使用原子弹后的又一恶劣行径，完全置国际法于不顾，以生化细菌武器再次犯下战争罪行。

可是面对来自各界的谴责之声，美军在战场上的投毒行为并未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李湘军长就是牺牲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美军关于细菌战的研究与构想早在1942年就已经启动实施了，并于1943年起，连续在两年内便建造了“底特里克营”研究基地，以及另外两个野外试验场和一个细菌工厂。

到了1945年二战之后，美国又接盘了日本细菌战的实验数据与研究成果。在得到日方技术人员的真传后，美军关于细菌战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到了1949年的时候，他们为此甚至放出豪言，称美军的细菌战研究已远超战前，并超越了任何一个敌人。

鉴于美国人在生化细菌战方面的“传统手艺”，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都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且是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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