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首打油诗作为开场白。打油诗也是诗。

退休蜗居享清闲，失落迷茫夜少眠。

电视报纸一杯茶，慵慵懒懒过一天。

偶尔打开笔记本，有幸读到《再生缘》。

《阿拉乌戈人》史诗，如今译成弹词篇。

首先我想说：翻译《阿拉乌戈人》是无心插柳之事，翻译《阿拉乌戈人》是不自量力之事，翻译《阿拉乌戈人》是煞费苦心之事。

当此《阿拉乌戈人》付梓之际，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翻译《阿拉乌戈人》是非常伟大之事。

翻译西班牙巨篇史诗《阿拉乌戈人》纯属三个偶然，或者说是四个字：无心插柳。2015年在一次整理书架时偶然发现一本很沉的书，长约40 公分，宽约20公分，重约3公斤。是一本从未见过的特大开本书。翻开一看书名是La Araucana（《阿拉乌戈人》）精装本。扉页上写：A mi gran amigo Duan Jicheng（赠给我伟大的朋友段继承），署名VittorGirrolamo（维托尔·吉罗拉莫）。记得那是侨居智利并在智利文化界工作的一位意大利籍老朋友。日期是1983 年5月。我当时正在中国驻智利使馆任文化专员。因为书太重，浏览几页就随便放下了。这是第一个偶然。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无意之中从网上读到一本叫《再生缘》的书，是清朝中叶的一部弹词作品。作者是杭州才女陈端生（1751—约1796 ）。讲述了元朝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悲剧故事。原作共17 卷，近60万字。此书被陈寅恪教授赞为弹词篇中最杰出，可以和印度、希腊的几部伟大史诗相比。郭沫若先生读过四遍之后对作品同样给予很高评价。我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所感动，我被那个江南小女子的才华和写作能力所折服。作者开始写《再生缘》时才十八岁。我尤其对书中的七言叙事格式产生浓厚兴趣，油然萌生翻译《阿拉乌戈人》的奇思妙想。并开始试着用类似《再生缘》七言格式翻译《阿拉乌戈人》的第一卷第一歌。现在这个《阿拉乌戈人》译本就是彻头彻尾地模仿《再生缘》七言叙事弹词说唱风格的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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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偶然，2015年底和中学老友北大赵振江教授偶然谈及此事，赵教授说他正在参加一项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经典作品互译工程评审工作并建议我申请该项工程的出版资助。听后立即激起我完成翻译《阿拉乌戈人》激情。那次会面还曾谈到当时智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也曾想在其履职期间把《阿拉乌戈人》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意愿。

三个偶然使我下定决心力拼全力将《阿拉乌戈人》翻成中文。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曾经作为文化参赞在在中国驻智利和西班牙使馆各工作过五年，对这两个国家有肤浅的了解和不可割舍的情结。

《阿拉乌戈人》是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最早的一部史诗。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阿隆索·德·埃尔西亚·伊·苏尼加，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西班牙的律师，早亡。寡母入皇室充当公主的侍从主管。埃尔西利亚随母进宫，成为腓力王子即后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侍从。后在西班牙征服军队中服役，先到利马，后转战智利。1577年前后，埃尔西亚几次参加征服智利阿拉乌戈印第安人的战役，因被阿拉乌戈人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所感动，回到西班牙后写成叙事长诗《阿拉乌戈人》。《阿拉乌戈人》全诗共分三部分，三十七歌，于1569 ，1578 和1589 年陆续出版。这部作品内容曾被认为有偏向被征服者的嫌疑，为当时西班牙当局所抵制。

《阿拉乌戈人》叙述的历史是真实的，诗歌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实。我用中草药比喻这部史诗，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实质。作者依靠这副“草药”的质量和重量提供给史诗以坚实骨架和丰腴膏粱。《阿拉乌戈人》无疑是一部表现人类美丽与丑恶灵魂的最伟大的工程，它刚直无情地揭露了征服者的残暴与丑恶嘴脸，同时淋漓尽致地塑造了代表阿拉乌戈的人民英雄的形象。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阿拉乌戈人》出版以来，得到世界著名评论家、如法国文学巨匠伏尔泰的正面评论和肯定。西班牙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安东尼奥·费来罗在其为1886 年出版的《阿拉乌戈人》撰写的前言里写到：“在完全掌握充分真实的材料的前提下秉笔直书，妙笔生花，其遣词造句之纯真，其声音抑扬顿挫之艺术效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的诗人和散文家对他望尘莫及，埃尔西亚已经站在了文艺复兴时代古典西班牙语的前列。几乎可以和塞万提斯齐名。”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拉丁美洲文学教授、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艾娃·巴雷罗·胡安(Eva Valero Juan, 1975生人)在《重塑埃尔西亚之路》一文中写到：“史诗《阿拉乌戈人》更得到智利本土作家和智利人民的肯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伟大诗人聂鲁达和美洲文化巨匠安德烈斯·贝略对埃尔西亚的人品和作品均予以高度的评价。”这也是激励我翻译《阿拉乌戈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愿意把以上三位大家对埃尔西亚的品论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认为埃尔西亚的史诗是道德高尚的诗歌，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诗歌，是具有高度美学艺术的诗歌。在1932年为《阿拉乌戈人》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米斯特拉尔写到：

对于西班牙征服者阿尔马格罗那个老家伙来说智利是块遥远而可怕的土地，印第安人是很难咀嚼的一个人民，是最难啃吃的一块硬骨头。从来没有人像埃尔西亚上尉那样带着短暂而有深远意义的远征任务来到这里。没有人能超越作为埃尔西亚·依·苏尼加上尉的历史使命。西班牙大多数征服军军人来到美洲是为名利而来，是为梦幻敌人而来，是为金银财宝而来。更确切地说是因贪婪而来。埃尔西亚是一位时代军人，他具有古典英雄主义精神，他无时不在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在不停地寻找活生生的诗歌素材。好人埃尔西亚用汗水创作了四百页的诗歌。他完成了自己的劳作。他是一位高贵的士兵，他在一场恶魔般的征服军队中其实只是一块肉，一个普通士卒。然而在这个小卒的肉体和心灵里却蕴藏着一部优秀的史诗。作者像一个技艺高超的石匠那样精雕细琢着这件艺术品《阿拉乌戈人》。他不断地在咀嚼《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以荷马为楷模，歌唱并讲述野蛮的印第安人。史诗赞美着印第安人的高尚，赞美印第安人永远用民族的尊严保卫自己的每一片土地。我们智利人不能小觑埃尔西亚。

伟大诗人聂鲁达在他的诗歌中曾说：

埃尔西亚重新把我们领入到埃尔西亚之路。那是一条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之路。因其作品和人品，埃尔西亚应被授予“西班牙拉丁美洲史诗神话创始人”的称号。他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入侵者创建了新型的英雄形象。他把这一桂冠给了西班牙人的同时也给了印第安人，等于给了我们智利人。埃尔西亚的心脏是跟不屈不挠的印第安人一起跳动的。

聂鲁达有许多非常著名的文字，是献给埃尔西亚的。在他的《漫歌》里，聂鲁达写道：

埃尔西亚用他的《阿拉乌戈人》创作了一种新型的诗歌，以历史和诗歌的意愿使阿拉乌戈战争成为一场永垂不朽的战争。他为阿拉乌戈的民族英雄诸如考波利坎、拉乌塔罗以及阿拉乌戈战争，为阿拉乌戈人民的英雄行为树碑立传。埃尔西亚的《阿拉乌戈人》成为一首歌颂智利的新《漫歌》。

聂鲁达还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埃尔西亚，声音洪亮的男子汉，我听到你的黎明的水声，我听到鸟的狂叫声，我同时听到树叶间的雷声。

在史诗《阿拉乌戈人》里几乎处处可以找到智利英雄民族的形象。聂鲁达更把埃尔西亚称为“智利的创造者”和“智利的解放者”。

美洲文化巨匠安德烈斯·贝略认为埃尔西亚的《阿拉乌戈人》是一部壮丽史诗，是一部体裁美妙、堪称经典，并且打破“荷马模式”的史诗。《阿拉乌戈人》是人道主义、正义、爱国主义、利他主义和热爱自由的完美契合。《阿拉乌戈人》作者的主导意识是高贵的：是对人性的热爱，对正义的崇拜，对爱国主义的慷慨赞赏和对被征服者的坚定勇气的赞扬。作者在毫不吝惜地赞扬西班牙人的勇敢和毅力的同时也义正辞严地谴责他们的贪婪和残酷。应该说诗人没有奉承他的国家而是给他的国家上了一堂生动的道德教训课。贝略认为埃尔西亚的史诗不仅在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国家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阿拉乌戈人》最大的也是其他史诗所不具有的特点，就是作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演员，还是一个不会自己夸耀自己的演员。他是亲历者，但没有刻意的主观设计。他的灵魂深处只有历史事实。他叙述亲眼所见，是彻头彻尾的纯粹事实。

本书开始翻译的时间是2016年初。用自不量力、铤而走险、持蠡测海、不知所终等词来形容翻译初始阶段的混沌状态一点儿都不为过。当然，当翻译稿件付梓之时也可用老当益壮、不辞劳苦、搜肠刮肚、不避斧钺、不甘雌伏、不进则退、晕头转向、不堪回首等成语来形容翻译过程和一切都结束之后的状态也恰如其分。

翻译快一半时我也曾有类似史诗作者埃尔西亚放弃翻译的想法。因为作品太长。但是，当我看到作者差不多用近三十年的时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进行创作时，我的劳作和艰苦就不足挂齿了，一想到作者有时在战争的间隙趴在小块牛皮上或在旧信纸空挡上乃至树皮上坚持写作的呕心沥血精神，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一艰巨翻译工程。埃尔西亚在致读者前言中写道：

由于忙于参加战争，加之没有足够的工具和时间的限制，不利于写作，我只能忙里偷闲，劳心费力地撰写此书。这本诗作的记事性和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情节虽然支离破碎，但确实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