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社会

最著名的丹麦人恐怕就要属童话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海的女儿》、《国王的新衣》和《丑小鸭》等。其中以“美人鱼”为形象的著名雕塑一直静静地矗立在海边纪念这位大师。其他著名的丹麦人有：
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物理学家尼尔斯·波耳，他和学生维尔纳·海森堡一起创立的著名量子力学学派就称为“哥本哈根学派”。
到目前为止共有13位丹麦人获诺贝尔奖。在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免疫学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奉行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具有平等发展的文化方针，鼓励地方发展文化事业。
2003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178所，各类博物馆271所，96.15万参观人次。当年的丹麦王室宫殿——弗雷德里克斯堡如今已成为国家历史博物馆。
丹麦人喜爱读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文学作品达到世界文学的顶峰，丹麦素有“童话王国”之称。1975年开始的国际童话电影节每两年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城（Odense）举行一次，中国动画片《牧笛》于1979年获第3届金质奖。
德莱叶·卡尔·西奥多Carl Theodor Dreyer，丹麦电影大师，丹麦艺术电影创始人之一。德莱叶影响了后来很多导演，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电影大师，例如罗伯特·布列松、拉斯·冯·特里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等。德莱叶拍摄了其最卓越的影片之一《愤怒的日子》，本片叙述了17世纪发生的一宗有关妖术的案件，其情节之奇特让人惊叹，含有很深的寓意。1955年拍摄了影片《诺言》，并因本片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
卡伦·布里森是20世纪著名的女小说家，她在非洲生活了20年，作品在世界广泛传播。电影《走出非洲》 （1985年）即根据其回忆录改编。
丹麦的芭蕾舞蹈艺术世界闻名，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经常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
丹麦的银器设计也相当有名，如乔治·延森是经典的银器艺术家。 2003年，全国有日报32种，发行量137.8万份，周日报10种，发行量125.1万份，期刊杂志109种，技术及地方报刊278种。主要报纸（括号内为创刊年）：《日德兰邮报》（1871年）；《贝林时报》（1749年）；《政治报》（1884年）。
丹麦通讯社（Ritzaus Bureau）：1866年创建。丹唯一的全国性通讯社，由各大报纸合办。
丹麦广播公司：1925年创立。丹麦最大的全国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丹麦电视二台：1988年创立，1989年开播。 国旗日：每年的6月15日
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生日：4月16日
宪法日：每年的6月5日（为纪念1849年6月5日颁布的丹麦王国宪法）

马云公益基金会向丹麦捐赠50万个口罩，为何还遭到丹麦媒体的冷嘲热讽

丹麦觉得这是中国为了试图挽回由于新冠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真是可笑，物资真是喂了白眼狼。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的确来自我们国家，但是要不是那些只顾着自己活命，到处乱跑，偷渡等等的外国人，但凡听点话，好好待着不要乱跑，会发展成全球的疫情吗？如今的好心好意变成一文不值，真令人心寒。

事情的原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注疫情的小伙伴多多少少都会了解到丹麦最大的医院欧登塞大学医院从德国购买的100万个医用口罩失踪。这100万的医用口罩在此时的危机疫情时刻，那损失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据说这100万的医用口罩被出价更高的国家的医疗机构购买）就这样欧登塞大学医院只有进行操作呼吸器和进行心肺复苏的医生才能够佩戴防护口罩，其他治疗普通轻伤患者的医生不能佩戴口罩。医院本身就是一个聚集着各种病毒的地方，这很容易使得医生患病啊，但这已成为了最保险的，危险系数最低的办法了。

这很明显，丹麦陷入了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一个大危机。看到这样的危机时刻，马云公益基金会给丹麦捐赠了50万的口罩，除了口罩之外，还有防护服，病毒检测试剂盒等等，捐赠的这些东西的数量都可不是小数目。捐赠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要获得赞扬表扬之类的话语，就是简单援助一下，结果真没想到丹麦会冷嘲热讽捐赠行为。

丹麦既然那么酸，为什么不把物资退回来，有本事别用。丹麦的媒体有那像玻璃渣一样碎的嘴，却没有那钢铁一样刚的心，这个国家真令人鄙夷。最令人生气的不是那些媒体，而是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不但不道歉，反而为《日德兰邮报》辩护，称之为“言论自由，无需向中国解释”。

看到丹麦首相的这句话，我是真的觉得心拔凉拔凉的，感觉真是农夫与蛇的故事正在上演。

对伊斯兰原旨教义怎么理解

尊敬的自由主义专家：
你我都讨厌乔治·W·布什。还记得他在9·11事件之后发表的那个幼稚的声明吗？——“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站在恐怖主义分子一边。”但现在，又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发生了，你们似乎都在重复“杜比亚”（小布什的绰号，源于字母W的得州发音——观察者网注）的口号：如果我们不赞同言论自由……那我们就是在反对它。如果我们不是查理……那我们就是憎恨自由的狂热分子。
我写这封信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请你们停止这种行为。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挑战恐怖主义者？恰恰相反，你们分化和妖魔化持异见者的行为正表明你们被恐怖主义者玩弄于其血迹斑斑的掌心之中。我们与他们。进步、自由的西方与落后而野蛮的穆斯林。你们不断强调1月7日发生在巴黎的屠杀事件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保守的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次事件是在对“文明宣战”。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左翼自由主义者、人气很高的英国电视台主持人琼恩·斯诺，他在推特上粗暴地把屠杀事件称为“文明的冲突”，并强调了“欧洲对言论自由的信仰”。

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墙上的标语了：我是查理。
在巴黎暴恐袭击事件之后的悲悼声中夹满了伪善和夸大。的确，这次袭击是一种丧心病狂的罪恶；一场对无辜平民毫无人性的屠杀。但它真的是一种“试图谋杀”言论自由（英国独立电视台的主持人马克·奥斯丁），“亵渎”我们关于“思想自由”的理念（斯蒂芬·弗莱）的行为吗？它是一种罪行——但不是战争。它由一群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犯下，事实上，导火索并不是2006年或者2011年欧洲漫画上那些被丑化的先知，而是2004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战犯的酷刑影像。
思路请开阔些吧。没有人赞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我们都清楚界限的存在：为了法治和社会秩序，我们不能越界；因为格调与礼仪，不应该越界。我们的分歧只有一点：这些界限究竟应当画在何处。
举个例子。你们的出版物上发表过那些嘲笑犹太人大屠杀的卡通么？没有？那么发表过9·11事件中受害者跳下双子星大厦的漫画吗？我想也没有（对此我表示欣慰）。再看牛津大学哲学家布莱恩·克鲁格提出的“思维实验”。他写道，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身佩‘我是谢里夫’徽章”的人——“谢里夫”是射杀《查理周刊》工作人员的凶手之一——在1月11日加入了巴黎协和广场上“团结集会”的人群中；试想一下，那人手持一张海报，上面画着那些被射杀记者的讽刺漫画……“这时候人群将如何反应？……他们会将此人视作提倡言论自由的英雄么？他们难道不会感到被严重冒犯了？”你们难道会对克鲁格的推断表示怀疑么？他说，这个人“如果能活着离开就已经是走运了”。
我要声明的是：射杀记者或者漫画家的这种行径根本不值得辩护。我不同意的是你们这种冠冕堂皇的观点：你们有冒犯别人的权利，却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更无法相信，“有权冒犯他人”可以自行解释为“有义务冒犯他人”。
你们高喊“我是查理”，是否意味着赞同《查理周刊》把法国黑人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娜·陶比拉画成猴子的举动？是否意味着你们欣赏《查理周刊》上那些粗制滥造、足以让爱德华·萨义德含恨九泉的圆鼻子阿拉伯人的漫画？
肆无忌惮地描绘充满种族歧视的漫画，以此来嘲弄种族主义，这种讽刺手法颇让人生疑。而《查理周刊》前记者奥利维尔·齐兰在2013年声称，9·11事件发生后，“伊斯兰恐惧症逐渐席卷”了这本杂志，而这种情绪刺激他们攻击那些“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弱势宗教成员”。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能“成为”、也不想“成为”查理——如果一定要表态，那么我们应该成为艾哈迈德，这位穆斯林警察因为捍卫《查理周刊》人员撤离的权利而被杀。正如小说家泰茹·科尔所言：“我们也许可以捍卫发表恶劣言论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宣传、鼓励这些言论实际的内容。”
而你们为何还对这种刺眼的双重标准保持着沉默？你们难道不知道《查理周刊》在2008年解雇了法国老漫画家莫里斯·西内，就因为他被指发表了一些反犹言论？你们难道不清楚《日德兰邮报》拒绝发表丑化基督的漫画，因为这会“引起强烈抗议”，它也慷慨宣称“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卡通”，而正是这同一家丹麦报纸在2005年发表了讽刺先知的漫画？
我猜，人们以为穆斯林的脸皮生来就该比他们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兄弟的脸皮厚。产生这些漫画的背景同样需要被重视。你们要求我们对着一幅讽刺先知的漫画发笑，却无视整个欧洲大陆对伊斯兰教的中伤（你们近期去过德国么？），以及穆斯林们在教育、职业和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