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之死,因起景帝中央集权之始,晁错力推削藩令,为保利益,七国作乱。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为弒君废立之实。当是时兵危城下,城破玉石俱焚矣!杀晁错乃壮士断腕之举,晁错死,七国叛心明矣!天下反削藩者众,欲作乱者寡也。以晁错之一死换取战争之主动权也。晁错之死非弃卒保帅之死,是一己之智怎敌天下虎狼逐利之心。
昔文帝时,贾谊之《过秦论》肇削藩集权之端。非文帝不知天下之势,力不从心尔,贾生策论于庙堂之上,诸侯构陷于朝暮之间。贬为长沙博,天下读书者百世叹嗟!皆生际遇未逢之怅。夫较之二者孰与?
窃闻 士之怀策,当审时势,当知推之难,附解决之论,更晓败之果,明应对之机。读史如斯,鉴照于心。一管之窥,纵论博哂!
血浓于水,疏不间亲,常情之至理。错逆理悖情而为,岂可善终?
初高祖以同宗王牧天下,择亲疏而置枢要。是时犹赐姓亲近之臣以充王室,分守四方,天下浑一于刘氏。高祖临崩,与诸臣杀白马为誓,自兹异姓不可封王,是鉴秦之乱起,二世而终之敝也!乱生于外,传檄可平;变生于内,诸侯共讨。择善而举,天不易姓。
经吕氏乱政,文帝起于代王。文帝勤勉,善抚宗氏。时有贾谊策论盖与错同,帝实赏之,然股肱之臣皆短贾生,文帝遂谪贾生于长沙,而留书生千年之叹!何耶?盖因贾生不能协洽诸臣,日昂扬辞旨,孤论滔滔。妒生于朝野,祸伏于肘腋,已成孤势。法之变,策之行,岂一君一臣而能为哉!是以文帝息集权之心,绝不测之险。黜贾生爱其材而保其命也!问天下何由再藉贾生之叹!
晁错见幸于景帝,景帝侍两朝之积,而欲集权于一身,以晁错削藩为推手,遂起七国之乱。清君侧,诸晁错,作乱者之口实,帝为稍阻乱情,错腰斩而族灭,恩何其寡也!然晁错搏死生于一线!何耶?盖因搏名之欲,犹胜富贵之心。抱负得展,死而何惜!
夫凡改革者,皆除敝兴利,其富于民而强于国。然不得善其终者,何耶?
盖因财利如鹿,天下共逐。得鹿者久霸不去,有近而不得者,累身费思,怨而不言。远围助剿者,闻沸鼎之香,无微毫之受,恨而无声。非子不欲争之,非子不为利好,弱而难争,乏力而积怨愤,危机伏于缄默,弱国之根也!
古之变法之始,似逐饱食之人而招羸弱之众。民心感微而无卫恩之力;权贵伤利更有害贤之能。变法曰之为民,民安则国泰,国泰则君享其上。尸位素餐,霸利不去者,又皆皇亲国戚,恩权泽济之人。不为天下汹汹,君怎忍弃!假手除之,昭公心而掩私恨,能侍一君于不死,圣心隆矣!
夫吴起法变则楚强,天下侧目,然楚王乍崩,权贵欲除之,吴起伏王尸而不能免,共成猬刺!与赏识者相继而殁,吴之幸也!
商鞅变法强秦,秦积一统之资,鞅羁车裂之难。此二者不相伯仲,可谓功成身死,皆侍一君而亡,博名以扬后世,死无憾也!
晁错之于景帝,以布衣之身,行削藩之事。博赏识之幸,间兄弟之情。七国藉诛杀之名遂反,景帝腰斩只为消叛者之口实,法之不行,遂成乱政,岂不悲哉!不可与此上者相提并论。
夫张居正,法变利民,终君之事,名成而身死。可谓善终!然时过境迁,夺谥抄家。予人利者,人予之以贤。夺人利者,人恒夺之。是以世留居正之贤名,而绝后人之利也!
历史上总出现一些相类似的事件,结果却是相反的。西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发起的“七国之乱”,因削藩引起,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过了一千五百多年,明朝建文帝时期,出现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乱,也因削藩引起,也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但是两次叛乱的结果截然不同,吴王刘濞失败了,燕王朱棣却成了明成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人心向背不同。西汉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但诸侯国过大的权力,严重影响了朝廷政令畅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非削藩不可的地步,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自然损害了以刘濞为首各诸侯王的利益,起兵反叛,对抗朝廷,不得人心;而明朝建文帝刚登基不到一个月,冒然听信齐泰、黄子澄两个书生之言,就改革全国军制,着手削藩,让全国军人对前途渺茫,心怀不满,将要被削藩的燕王,蓄谋已久,凭着自己多年征战守边的威望,乘机说反其他藩王和边军,让明着只能调动八百军人的燕王,实际掌控了十多万军队,具备了对抗朝廷的资本。二是叛军集中统一度不同。西汉刘濞的七国军队,都是临时联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各顾己利,人心散乱,朝廷军队一进攻,就各怀所私,作鸟兽散;而明朝朱棣的叛军,指挥权却高度集中在朱棣手里,人心齐,泰山移,不是朝廷军队能轻以打垮打散的。三是做皇帝成熟度不同。七国之乱时,汉景帝已做皇帝多年,面对叛军提出的清君侧,为了缓和与叛军矛盾,让国人看清叛军丑恶用心,不得已斩了晁错,取消削藩令,但七国依然不依不饶;明朝建文帝则相反,没有取消削藩令,没有杀掉齐泰、黄子澄,还加依赖重用。同时看不清朱棣的险恶用心,不相信叔父会背叛自己,心存仁慈,还下了道不准伤害朱棣的诏令,让前方作战的朝廷军队投鼠忌器,不知所措,从而更助长了朱棣反叛的气焰。四是用兵之将不同。朱元璋为了防备功臣大将日后造反危及自己的江山,通过蓝玉案和胡维庸案,杀尽了功臣名将,致使朝廷缺乏能征贯战的勇将,而燕王朱棣却是在多年的守边作战中锻炼出来的大将之才,身边也聚集了不少有才能的谋士勇将。西汉刘邦虽也杀了不少功臣名将,但也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忠臣能将,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
王朝的兴衰,事情的成败,关键在人,正因为西汉景帝和明朝建文帝是不同的人,又遇到了不同的人,所处环境条件又不相同,所以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建文帝则被叔父夺走了帝位。从这两个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做人做事也是很有启发的。
晁错是一个改革家,受到汉景帝重用。提出屯田固边、削藩等有利于富国强兵、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汉景帝的赏识和大力支持。但改革措施却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削藩令更是激起了各地藩王的不满。于是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为了尽快平息叛乱,汉景帝无奈之下只好那晁错开刀,杀死了晁错。
西汉建国之初,高帝刘邦分封许多同姓诸侯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晁错等人提出“削藩论”,力主削弱诸侯的权势。到了汉景帝上台后,采取激进的削藩政策,终于导致地方诸侯大叛乱,加入叛乱的共七个国家,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领军人物是吴王刘濞。在众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利用政策漏洞,开矿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生产盐,故而吴国富倾天下。当汉景帝下诏削去吴国三个郡中的豫章、会稽两郡,刘濞勃然大怒,遂联合楚、赵、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六国叛反。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吴国境内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很快,他便组建起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故而刘濞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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