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有某些阶段对于战略的研究能提供非常宝贵的例证和教训，战国时代即为其中之一。所谓战国时代，就是从春秋时代结束之后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为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大致是200多年。钱宾四(穆)先生在其所著《国史大纲》中认为，从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告成时，其间246年为战国时代。但一般史学家多认为战国时代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那是在公元前453年，照这样算，战国时代的长度就只有232年。如果照法律的观点来看，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是公元前403年，则战国时期的长度应仅为182年。以上这一点小考据并无太大重要性，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三家分晋作为起点，把始皇统一为终点，而把中间大约200余年的阶段作为战国时代。
当周武王伐纣之前誓师于孟津时，据说与会诸侯有八百之多；周既灭殷，新封的诸侯至少有130个。以后这些国家互相兼并，于是数量日益减少而领土则日益扩大。在《春秋》上有记载的国家约50余个，加上《左传》所记载的，共约170个，但真正具有重要性的到春秋末期已经不过10余个了。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所谓“七”者就是战国七雄，即魏、赵、韩、燕、齐、楚、秦。事实上，至少在战国初期，除七雄以外还有若干小国存在，例如宋、卫、中山、和泗上十二诸侯等。但那些国家不仅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已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而且也都逐渐被大国吞食。所以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是以七雄为重心。在此更应特别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国”(Wardom)时代。据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J. F. C. Fuller)将军解释，所谓“战国”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战争支配了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所以，凡是研究战争和战略的人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定不可不特别重视。
战国四阶段
为什么说战国时代的历史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因为假使晋国不分裂成为三个国家，则七雄并立的局势也就不会形成。在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当中，所谓霸业者都是靠晋国来维持。由于有晋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的存在(梁惠王说“晋国天下莫强焉”)，所以北面可以阻止狄人的南侵，南面可以阻止楚人的北上，而西面也可以阻止秦人的东进(在那个时代秦经常是晋的同盟国而且只能以“遂霸西戎”为满足)。
自从晋国内部发生政变而分裂成为三个国家之后，天下形势(权力平衡)遂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除狄患已经大致被控制外，秦、楚、齐，遂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窥伺中原，想要填补晋国分裂后所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而晋国的继承者魏、赵、韩三国，则处于内线的地位(中央位置)以对抗三面的压力。当然这只是概括之论，实际的演变是远较复杂。若是引用现代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名词，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属于一种“多元权力系统”(multipolar power system)的典型。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相当微妙而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燕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在北面，在七雄中它是最不重要的)。
这七个国家互相斗争，其经过是相当的复杂，我们无法详述，但大致说来，似乎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魏齐争霸；2．齐秦争霸；3．赵抗强秦；4．秦灭六国；现在就分别简述如下：
魏齐争霸
三家分晋之后，魏所分得的地区也许是最好的。面积虽然没有赵国大，但是赵国比较偏向北面，有夷狄之患，而魏国所占的却是旧晋国的精华地区。至于韩国不仅面积最小，而且易受攻击(韩非说“应天下四击”)。所以在“三晋”中只有魏国最有承袭晋国传统的资格。魏国开国之君文侯及其子武侯，前后统治了76年，励精图治，国势日强。其最大的成功是能够任用人才。第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文侯用的李克(悝)，他是我国首著《法经》(法律教科书)的学者，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大师。以后商鞅在秦国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以他为模范，其次就是武侯所用的吴起，他后来又把改革的思想带到了楚国。
武侯之子自称为王，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因为迁都大梁，所以魏国也就常被称为梁国)。梁惠王企图恢复旧晋国的雄风，他所采取的战略是首先统一三晋，但是当他伐赵伐韩的时候，每次都由齐乘其后而功败垂成。这也由此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曾有杰出的表现)。魏国争霸不成，齐国的阻力最大，但秦楚两国也曾趁火打劫，所以梁惠王亲口对孟子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由此也就可以发现多元权力系统的一项特点，即任何国家若欲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则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最后，魏终于与齐妥协，彼此相王(即双方承认对方的“王国”地位)，而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前后共37年(依照钱氏的计算)。
齐秦争霸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盛。此时，秦国也日益强大(关于秦国的发展在下文中另行详论)。秦惠王派张仪去离间魏楚两国与齐国的关系，而使后者处于孤立的态势。于是也就形成了齐秦之间的权力平衡。
到此时，齐国突然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它不集中全力来与秦争天下，反而分散资源去贪图近利，北进侵燕，南进侵宋以自广(扩大权力基础)。这样也就引起了国际间的不安和谴责。于是燕将乐毅联合燕、秦、魏、韩、赵五国的兵力伐齐，齐湣王走死，国势遂一蹶不振，而秦国则坐享渔人之利。这第二个阶段共达48年。
赵抗强秦
当魏齐两国的争霸先后失败之后，秦国即将要获得独霸的地位。此时幸有赵国崛起，始能勉强地拖延了一段时间。赵国强盛的主因是由于武灵王胡服骑射(武灵王元年为公元前325年)，换言之，他把一种新的兵种(骑兵)引入了战斗序列，遂产生了战术优势。此外，赵国在这个阶段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等。
到了这个阶段，东方诸国尚有能力抗秦者也就首推赵国，所以六国合纵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的战争是以“长平之战”(前260年)为决定性会战。在这一战中秦将白起击败赵将赵括(赵奢之子)，坑降卒45万(这一数字不免夸大)，其为战国时代最伟大和最惨烈的会战。从此赵国无能为力。这个阶段大约长29年。
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以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形成，其最后成功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孔子的六世孙，曾相魏九月因“陈大计辄不用”而喟然自叹的子顺，在公元前259年(即始皇统一天下前38年)感慨地预言说：“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见《资治通鉴》)
子顺所预言的时间虽然比实际较短，但秦国统一大业之所以延迟了十多年才完成，那是由于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受到外来的阻力。因为一代名将白起受猜忌而死，继秦昭王的两位君王都享国日浅，等秦王政冲龄践祚时，政权又暂时落入母后和相国(吕不韦)之手，所以才会如此，否则子顺所预言的20年也许还会太长。这个最后阶段，照钱氏的算法为36年，其起点是邯郸解围(前257年)，即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无忌)救赵之战，其终点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自上皇帝尊号。
秦之统一六国，从战略的观点上来看是一个标准的“长期斗争”典型。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前后经过六个朝代，所以贾谊说他是“奋六世之余烈”(见《过秦沦》)。以时间而论，长达140年(秦孝公元年为公元前361年)。此种战略的运用经验及其成功的理由，的确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战略教材，值得深入分析。
变法与图强
所谓变法者用近代术语来表示就是改革，在战国时代变法很多，不只是商鞅一人，而商鞅也不是第一人，但商鞅变法在历史上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他的变法不仅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更替秦帝国建立了深厚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中所有的变法运动最具有决定性影响者莫过于商鞅的变法。
当时的秦国仍不脱戎狄之俗，民风强悍而质朴，此种客观条件为文化水准较高的中原诸国所未有，实大有助于商君的改革，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变法不仅易于推行而且也不会受到强大的阻力。尽管如此，商鞅的成功也还是有其内在原因，据萨孟武先生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他有一贯的思想，即法家思想。认法而不认人，不仅赏罚严明，而且刑自大官始，赏自细民始。(2)他有一贯的(战略)观念，各种政策均以此观念为主轴。此观念即为“农战”，人民居则尽力务农，出则勇于作战，如此始能富国强兵。(3)他的法令至为简单，概括地说只有三方面：①奖励军功；②提倡农业；③加强基层组织。(见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
商鞅执政不过24年，但值得惊奇的是他死后并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国政治史上的通例)。在他死后秦国仍能奉行没有商鞅的商鞅政策，换言之，他的思想能够制度化，这的确算是一种奇迹。其原因安在，似乎很难解释，可能与当时秦国的民情风气和政治背景有关。
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这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农战政策所奠定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秦国都比山东诸国要高一等，其终于统一天下似乎应该说是理所当然。荀卿对于秦国的国情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畏有司而顺……其百吏肃然……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