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这与两书在汉唐以来的空间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以及朝鲜半岛汉文化水平不断发展密不可分。不过，此时两书的传播途径仍以官方赐予为主。而且，史料记载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活动中，《史记》《汉书》往往夹杂在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医卜杂书等书籍的传播潮流中。
此时，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是儒释道三教。儒家典籍《五经》等早已传入朝鲜半岛，高句丽设太学，以教育子弟，而儒家伦理道德也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进而影响了相关礼仪制度。小林兽王二年（372年），秦苻坚遣使送佛经给高句丽。五年（375年），创建肖门寺与弗兰寺。道教则在唐太宗时传入。盖苏文对高句丽宝藏王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这种情况随着高句丽的对外战争、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与百济、新罗。与儒释道相比，史学典籍的传播与接受，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史料记载也比较缺乏。本文以《高丽史》及高丽文人文集为主要资料，探讨高丽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表现及其影响。
一、《史记》《汉书》典故与儒家思想
高句丽时期，因宪德大王（810—826）之弟秀宗感疾，召集国医诊治，国医称病在心脏，需要服龙齿汤。因此，秀宗告假二十多天，不见宾客。禄真求见，遭到拒绝。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准。于是，禄真以梓人为室为例，批评了当时“徇私而灭公，为人而择官”的现状，提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使人“亦劳且病”。所以，要求“当官清白，莅事恪恭，杜货赂之门，远请托之累，黜陟只以幽明，予夺不以爱憎”，只有这样才会“刑政允穆，国家和平”，即便是“开孙弘之阁，置曹参之酒”，也是可以做到的。这里所引的公孙弘与曹参的典故，分别见于《汉书·公孙弘传》与《史记·曹相国世家》。《公孙弘传》称“开东阁以延贤人”，《曹相国世家》则以曹参日夜饮醇酒的记载，形象地说明曹参“一遵萧何约束”的做法。再如，唐将李世勣征高句丽。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迎战，对卢高正义对延寿说：“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才”，明显是引用秦统一六国的相关史料。又如实兮，“性刚直，不可屈以非义”，遭到奸佞珍堤的谗言，被贬谪。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辩解，实兮以“屈原孤直，为楚摈黜。李斯尽忠，为秦极刑”的史实所答，并称这种事情自古有之，何必悲伤。
以上是《三国史记》中关于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君臣引用《史记》《汉书》的记载。在儒释道盛行的背景下，对《史记》《汉书》的接受与引用，往往有赖于文人个人的关注，这种做法稍显孤单。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禄真、高正义与实兮也只有在熟悉相关《史记》《汉书》文本并理解文意的前提下，才能把有关史实运用地恰如其分。或许在当时汉文化程度较高的高句丽文人中，引用《史记》《汉书》典故，如同引用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之间较为普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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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文人崔致远在唐咸通九年（868）入唐，中和四年（884年）离开。在《桂苑笔耕集》和《孤云集》中，就有大量引用和评论《史记》《汉书》的内容，如：
谨按《史记》释云：天子车驾所至，则人臣为侥幸。赐人爵有极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谓之幸也。
这一段文字，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原文“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集解》蔡邕曰：‘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侥幸，故曰幸。至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是谓之幸。’”崔致远所引内容明显属于间接引用，而且引文中将“民臣”“民爵”作“人臣”“人爵”，与现存诸本不同，或据唐代流行版本，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将“民”作“人”。
崔致远在文章中引用《史记》《汉书》的地方有多处，但均不是直接引用，如又卷九“虽汉代诸侯，亦流恩于异姓”（护军郄公甫将军第三，即汉高祖封异姓王事），“张良正遇于汉恩，敢言绝迹；范蠡未除其越耻，讵欲逃名。”（前左省卫增常侍）卷十一“是故汉代微臣，有倾产助边之请”（告报诸道征促纲运书。事见《史记·平淮书》《汉书·卜式传》），“昔汉朝匈奴叛党来附，景帝便欲与之封。周亚夫曰：“彼背其主而见赏，何以责人臣之节？”（浙西周宝司空书）卷十二“日磾载美于《汉书》。”（淮口镇李质）《孤云先生文集》卷三“意得《西汉书·留侯传》尻云：‘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则大师时顺闲事迹，荦荦者星繁，非所以警后学亦不书，自许窥一斑于班史然”等。“时和而罢问喘牛。”（大嵩福寺碑铭并序，汉相丙吉事。）从以上文字看，崔致远关注的《史记》《汉书》人物有汉高祖、汉文帝、范蠡、张良、周亚夫、金日磾、卜式、丙吉等。
崔致远入唐时只有十二岁，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进士及第，而此时三史科早已施行了半个多世纪。崔致远应该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与应对进士科考试时，对“三史”有较熟练的掌握。《桂苑笔耕集》《孤云先生文集》是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四年间所作诗文汇编而成，虽然其中引用《史记》《汉书》与原书文本有一定的差异，但正显示出崔致远对两书文本和史实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和运用。
二、经史并重，古为今用
高丽通过与宋朝的交流，获得了大量汉籍，并且已刊刻《汉书》，徐兢称当时高丽“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又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而当时朝鲜半岛的古代史书，基本上没有遗留下来，金富轼撰《三国史记》，涉及早期历史的编纂时，也不得不利用中国史书。因此，高丽君臣无论是出于仰慕中国历史和文化，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对中国经史文献是比较熟悉的。以至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序》中评论当时的高丽士大夫，对于“秦汉历代之史”能够比较熟悉，对于高丽本国历史，则茫然不知，这种情况“甚可叹也”。金富轼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高丽文人重视“秦汉历代之史”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关。高丽时代早期的科举考试内容包括诗、赋、颂、时务策等，“大抵其法颇用唐制”。而十一世纪之后，宋制对高丽时代科举的影响更为深刻。唐代科举与宋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文人的读书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有学者认为，从唐至宋，出现了唐代文人喜《文选》，宋代文人嗜《汉书》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宋人对于唐人喜读《文选》，提出了批评，以苏轼的观点为例，认为《文选》代表了“齐梁文字哀陋”。唐人喜《文选》与唐代科举重诗赋，重文采密不可分。而宋代科举则重视策论，重视文人气节与品德的修养。与《史记》相比，所以，宋人嗜《汉书》，崇尚儒学，借鉴其中人物的气节与品德。不过，在诏书、书信等实用文体中，唐宋文人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与史书典故的运用。
高丽建国之初的诏书中，有很多典故引用自《史记》《汉书》。如太祖元年八月诏：“朕闻，昔汉高祖收项氏之乱后，令民保山泽者，各归田里，减征赋之数，审户口之虚耗。又周武王黜殷纣之虐，乃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给贫民者。”对此，诏书评论说，这些做法是因为战乱之后，人不乐其生的原因。下令免民三年租役，让流离四方者，回归田里，与民休息。汉初与高丽建国之初的情况有些相似，都是战乱后需要社会安定，恢复生产。太祖十一年（929年），王建在给甄萱信中，希望双方息兵，结束战争，其中以“仗义尊周，谁似桓文之霸；乘间谋汉，唯看莽卓之奸”来比喻此时双方所处的位置，王建早已获得后唐的册封，自认为尊周攘夷的齐桓公，而把甄萱比作窜汉的王莽、董卓之流，这种写法，除了显示仁义与残暴的对比之外，更在于使自己的做法符合《春秋》大义中的“尊尊”原则，从而使对方陷入理论劣势。在列举了大量高丽军队战胜的事例后，表示“必期泜水营中，雪张耳千般之恨；乌江亭上，成汉王一捷之功。”以汉代张耳、刘邦最后成功的关键史实，说明自己取得胜利是必然的，有“天之所助”，并且抬出了吴越王对王建平定战乱的要求，自诩正统。太祖二十六年（943年）夏四月，王建亲授大匡朴述希《训要》，其中说“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认为他统一三韩的过程，与舜受禅让，汉高祖起布衣一样，说明创业限难，希望后世子孙以《训要》为龟鉴。太祖末年，王建引汉文帝遗诏“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称自己“视死如归，有何忧也”。景宗元年（976年）冬十月，加政丞金傅为尚父，制曰：“姬周启圣之初，先封吕望；刘汉兴王之始，首册萧何。”成宗九年（990年）十二月，以侄诵为开宁君，教曰：“周开麟趾之封，礼崇藩屏；汉叙犬牙之制，义笃宗支。”同月，出于对当时高丽书籍缺失情况的考虑，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之诗书；汉帝应期，阐五常之载籍。”以“崇儒”为出发点，搜集四部典籍，藏于两京，所以有令诸生抄书史籍的做法。《高丽史》中所收的教、制等文字，其行文首句往往引用有关经义、史书，其中引《史记》《汉书》的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出现的前提是，当时教、制等的撰写者，对《史记》《汉书》的内容比较熟悉，能够恰当引用，同时《史记》《汉书》相关内容与教、制要表达的意思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能够类比。这种做法在以史为鉴的同时，还在于古为今用，把古代史实视作与经义具有同样的说服力。
这种做法在高丽大臣的奏疏中也有相关事例。如睿宗年间（1106—1122），郑克永（1067—1127）上表认为，当时高丽社会的情形危机四伏，如同《汉书》中徐乐所说的“天下之患，在于土崩”，需要睿宗重视历史教训，延请大臣共同商议对策。恭愍王元年，李穑上疏论御倭，文武不可偏废，称“唐虞三代，遐哉邈乎。且以两汉言之，高祖之与楚角也，有如萧何者，运筹而无汗马之功，此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