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由全能教演变出来的（义和团运动具备农民起义的特征吗与白莲教有无瓜葛

本文目录

• 义和团运动具备农民起义的特征吗与白莲教有无瓜葛
• 白莲教在近代是怎么消失的
• 求教关于清代白莲教与天理教的相关介绍
• 介绍一下白莲教，为什么白莲教一直反政府清朝时的天理教是怎么回事
• 怎么看待清朝时期的白莲教
• 白莲教是不是邪教
• 历史上的白莲教到底从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 民国时期的秘密组织比如白莲教、义和团，还有洪门的结局如何
• 白莲教为什么会让两个朝代头疼，白莲教真的存在吗
• 历史上真实的白莲教到底是怎么样呢

义和团运动具备农民起义的特征吗与白莲教有无瓜葛

义和团算比较特殊的农民起义，它和白莲教之间处于一种敌对、但是又相互有影响的奇怪状态下。

农民起义一般是指农民起来反抗现有的秩序或建制，从这点来说，义和团可以算农民起义。不过和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他们反对的不是官府，而是逐步深入中国的西方势力，所以是比较特殊的农民起义。

而义和团和白莲教之间的关系很奇特，有些人认为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义和拳是河北、山东的一种练拳习武组织，因为清朝时期对于学习拳棒加以禁止，所以义和拳也有一定的秘密结社性质，但是它的主旨不过是为了“借此防夜”练习武艺保护乡邻，官府禁止也只是怕他们“学习滋事”，和查禁白莲教这种经常造反的教门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而在1813年白莲教分支八卦教起义前，还曾经打算抓了两个义和拳的拳勇杀了祭旗，显然双方之间没有什么渊源。所以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因为义和拳和八卦教之间“势同仇火”，所以曾经出具告示，招募义和拳的拳勇一起对付八卦教。

到义和团时，义和团以佛为本，“参合佛法，拟定团规”，义和团的基础思想是“承天命，奉佛法”，颂扬释迦，这和白莲教推崇弥勒或弥陀，反对释迦的思想不符。义和团运动时，也是将白莲教和洋教并列加以打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里有记载义和团曾经抓获78名白莲教教徒，押送衙门以后处死，所以义和团并非白莲教的分支，反而彼此敌视。

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定联系，因为拳会虽然被禁止，但是不是官府的严厉打击对象，所以白莲教也有利用拳会做掩护进行活动的。比如山东寿张县白莲教的分支清水教首领王伦，就曾经以拳会名义召集信众练武，为起义做准备。这样长期下来，有些教徒就和义和拳有了联系。

而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原本各地自主练拳的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形式，所以也有意无意的接纳了一些白莲教的因素，比如以八卦区分组织的形式就是从八卦教中习得。所以双方又处于一种互相学习、渗透的状态。

白莲教在近代是怎么消失的

白莲教是唐宋时期发端，盛行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的地下社团。

白莲教，起源于唐代的佛教净土宗。宋代开始走向平民阶层，形成半僧半俗社团。南宋因官方镇压而转入地下，逐步与摩尼教（明教）等互相渗透，教义混合。元代初期，白莲教曾经得到政权表彰，但不久就因势力扩张太快被禁止，因此白莲教开始对蒙元采取敌对态度。元末，徐寿辉天完政权等白莲教势力对反抗蒙元暴政有极大作用。

明代开始，朱元璋强力镇压白莲教，再次转入地下，势力开始分散，互不统属，教义更是分化甚多，发生多起暴动。

清代白莲教再次分化。逐步成为底层百姓信奉的社团组织。乾隆末期，王聪儿率领20万信徒纵横川陕鄂豫四省，清政权与汉族地主武装历时9年才平定，耗军费2亿两，是清政权逐步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白莲教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求教关于清代白莲教与天理教的相关介绍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干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干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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