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丨长忆人间未了情——记父亲潘焱的婚姻往

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像他们那辈许多人一样，父亲有两段婚姻生活，一段是和他的前妻厂（此字在姓氏中念 han, 四声）虹，后一段就是和我母亲何挺。

生死情缘

父亲和厂虹是他们那一辈人少有的不用组织牵线而自由恋爱结合的。他们是在抗大相识、相知、相爱而结合的。抗大就是他们的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在抗大，他们还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相对平稳而又温馨的日子。

1937年中旬，父亲离开了红四方面军的战友，来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是抗大第3期1大队第2队的学生。毕业后，父亲被学校留下分到4大队（4期）大队部工作。在第4期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完成以后，大队又给父亲任务，要接受第5期的学生。新来的学生编为6个队，（5个男生队、1个女生队）。父亲任1队队长，并兼军事教员。一次，一个女生队的学生来找父亲，让父亲再给她讲讲“三角瞄准”的道理。父亲耐心地讲，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又手把手地教她瞄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位“大地方”来的女学生接触，父亲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有点儿脸红。那女学生发现了，满不在乎地说：“你是红军老干部，打过多少仗，敌人都被你们消灭了。真枪实弹都不怕，今天怎么会红脸呦！”听她这么一说，父亲心想也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说：“你说的倒是大实话呀！”于是俩人便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他们就算认识了，彼此对对方都有了些印象。这女学生就是厂虹。但当时父亲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问，因为这是很正常的教学嘛。

这一段在延安集体活动较多，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庆祝活动连续了4天。这一期间还举办了抗大成绩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教员和学员的交往机会也增加了。这时期，他们经常在各种活动中碰面，还一起观看表演。父亲这才知道那个女学生叫厂虹，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彼此也有了较深的了解。

这期间抗大颁发了教职员证章。中央军委还颁发了红军10周年（1927-1937）纪念章。当红军10年的才授予，未满10年的，红军时期任团以上干部的也可授予一枚。这枚纪念章是五角星红边。那时在抗大任干部的有这两枚章佩戴在胸前，非常令人羡慕和敬佩，人称“八角”干部。父亲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了！由于当时大会活动多，全校的学生队集中开会，有时轮到父亲当值星大队长，胸前两枚闪亮的徽章，值星带斜肩佩挂，格外显眼。父亲曾回忆说，当时的“八角”干部惹人喜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厂虹对父亲从初识到熟悉又到爱慕，终于两人互相敞开了心扉，确立了恋爱关系。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1940年3月，总校胜利到达了晋东南的武乡县，与抗大一分校胜利会合。好事成双，组织上也批准了父亲和厂虹的婚事。婚礼很简单，买了两只鸡，割了二斤猪肉 ，做了几个菜，请苏振华大队长、王赤军政委、张力雄主任来主持了婚礼。婚床就是两扇门板，再简单不过了。但他们心里却感到无比甜蜜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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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抗大总校转移至浆水镇。总校将大队改为科，父亲被调到3科任副科长兼军事主任教员。科编有科本部，驻朱家峪，厂虹在校医院的医务训练班学习，每周三、六来看父亲，两人见了面，聊聊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厂虹在分娩时，组织照顾每月发给她和小婴儿30斤小米，父亲就用补助给自己的两块现洋买鸡烧汤给她喝。父亲的警卫员小陈还常到驻地外边的河里捉些小鱼回来洗净晾干，父亲再用小铜锅添上调料烤熟给她吃。日子虽然艰苦，但两人互帮互爱仍感甜蜜。

1941年冬末，为加强抗大在敌后的力量，总校决定调父亲到冀鲁豫地区工作，厂虹也坚决要随父亲前往。那时，他们的女儿（顺德）才几个月，没办法携带，只能留在浆水根据地托人抚养。在浆水镇地方组织的协助下，找到冯家沟一家姓颜的外乡人。协商好后，父亲同厂虹一起将孩子送到颜氏家中，厂虹抱着女儿止不住热泪直流，迟迟不肯松手，父亲也心如刀割，第一次饱尝了与亲生骨肉分离的痛苦。父亲强忍悲痛劝厂虹：“我和你一样舍不得与孩子分开，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下一代能过好日子，有多少同志牺牲了，又有多少同志与咱一样丢下怀中儿女！顺德留在浆水，有组织的关怀，老乡们的抚养照顾……”父亲说不下去了，其实厂虹又何尝不懂这些道理呢？良久，厂虹毅然将熟睡的孩子交到颜氏手中，拉起父亲转身离开。孩子忽然哇哇大哭起来，哭声像刀子一般直插他们心里，他们不敢回头只是大步赶快离开。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

送走了孩子，父亲率60多名教职干部离开浆水镇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由于敌情严峻，父亲一行几次陷入合围圈，厂虹虽已怀孕3个多月了，但仍咬着牙紧跟着。后来在掩护部队和地下交通站的护送下，终于在七月底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了冀鲁豫军区驻地杨集，见到了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

到军区后，父亲到抗大冀鲁豫分校—陆军中学任教育长，校长由杨得志司令兼任，副校长余克勤，政治处主任郑思群，尚耀武任军事主任教员。厂虹想到军区卫校学习一期，可她已有了6个月的身孕。有的同志建议先叫她到后方去分娩后再回来。父亲因急于打开工作局面，没有同她认真商量，把她去后方的事搁下了。而厂虹为了使父亲能更好地工作，没有向父亲再提自己的事。这一耽搁铸成了父亲一生的愧疚和彻骨的疼痛！

1942年9月下旬，日寇秘密调集重兵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9月27日佛晓，日寇集结步兵6千余人，骑兵5百余人，坦克10余辆，挟当地伪军共万余人，分8路出动，对我冀鲁豫中心区濮、范、观根据地展开了“铁壁合围”。日寇对冀鲁豫根据地最残酷最大规模的“九二七”大“扫荡”开始了。当时学校住孟楼，各分队住马口、王楼各村。一大早就见敌飞机在上空盘旋，军区骑兵通讯员送来紧急情报，日伪军已进到濮阳、白衣阁地区，让学校马上转移。余克勤副校长当即让父亲和郑思群同志带校直属队及陆中各队按划定的路线向东南方向转移，他带步兵大队掩护（当时，学校只有步兵大队有武装）。

中午，直属机关及陆中各队在旧范县城与敌人遭遇，却未见有武装部队前来掩护，战斗了大半天，没有完整的部队突出包围圈。当时学校里只有干部有几支手枪，手榴弹也很少，学员手里都没有武器。但是，没有武装的同学们，无论男女都在奋勇战斗着。从上午直打到太阳西斜，遍地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继续向南突围是不可能了，3队队长王凡向父亲建议向西北方突围，父亲冷静地观察了战场情况，果断地下了决心：“同志们，快跟上，向西北突围！”边喊边冲了出去。这正好是在敌援干草堌堆的队伍前卫通过，而其后尾未接上的空隙，父亲率队利用瞬间机会冲出敌人合围口。但是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干部和学生，校直属队和1、2队、青年队大部分未冲出包围圈而被围，厂虹因近临产无法跟上队伍，陷入敌人合围圈被捕。厂虹被捕后受尽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杀害于敌郓城监狱里。而孩子也没了下落。“九二七”是父亲永远忘不了的日子，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恨自己没能救出学校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恨自己没能救出自己的妻子。从离开抗大到冀鲁豫，多少险阻都扛过来了，而这短短的一天，父亲就永远失去了他心爱的妻子。

对于厂虹，他无法原谅自己，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他当时的选择，他的责任就是保护学校和学生，带领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他无暇也不能单去救自己的妻子。如果时光倒转回去，他还只能做同样的选择，而厂虹也会坚决支持他。因为这是他们的信念和责任所决定的。他时常悔恨和愧疚，悔恨当初没有及时把她送走，愧疚没能把她带出合围圈。这种悔恨和愧疚在父亲的心灵深处永远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到了晚年，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去给厂虹办烈士证，其实，厂虹的名字早已镌刻在菏泽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对厂虹的那份思念，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底，丝丝缕缕绵延不绝……

相伴永远

“九二七”大扫荡过后不久，父亲调到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任参谋长。大家都知道厂虹的牺牲，对这位新来的参谋长都非常同情。尤其是时任二地委副书记万里，在战斗和工作之余，常陪他下棋，谈心，对父亲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他眼里，父亲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人，工作细致全面，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配合的很好。白天坚持繁忙的工作，晚上却常因怀念妻子而长夜不眠，是个多情的军人。又谦虚待人，既有军人的风度又温文尔雅，这在军事干部中是比较少见的。他要为父亲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他把这些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的夫人边涛，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厂虹长得很美，万里就特别嘱咐，让她为父亲挑选一个才貌都要合适的人。

那时，边涛和母亲都在二地委的妇救分会工作，边涛是分会的宣传部长，母亲是分会下属寿张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和边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很熟悉，又因年龄小很有些孩子气，人也长得端庄秀丽。边涛很喜欢母亲，把母亲当亲妹妹看待。按着万里的嘱托，边涛看中了母亲，把母亲的情况跟万里讲了，万里也很满意，两人商量着要尽快把这事办了。

母亲还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早上，边涛向母亲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并说想让他们见见。那时母亲还根本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对这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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