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可怕,我觉得有才无德肯定能占据一席之位,而郭松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很多时候野心都是被一点一点地驱使起来的,而郭松龄的倒戈反奉,跟张学良的放纵时分不开的。
郭松龄,机敏狡诈的郭鬼子,早年曾经追随过孙中山等人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的熏陶,回到奉天后任东北讲武堂的武术教官,在这里偶然结识了张学良,张大公子和张作霖不一样,张学良这个人说到底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因此他也十分佩服和敬重郭松龄这样深受过革命主义影响的。但是张作霖不一样,张作霖这一代的老军阀们,并没有家国概念,只有利益和地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张作霖的股肱之臣,杨宇霆,这个在奉系内部和郭松龄水火不容的小诸葛。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掌权后立即东北易帜,而杨宇霆坚决反对就可以看出来,杨宇霆能在张作霖时代得到重用,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试想一下,张作霖若不被炸死,会主动东北易帜,令国家统一吗?不会。宁愿媾合日本人玩自立,都不会在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而杨宇霆,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杨宇霆拒绝东北易帜的留影合念,他的心腹常荫槐更是拒绝在公馆内悬挂青天白日旗。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股肱重臣,但是到了张学良时代,他就必须死,其根本原因还是道不同难以为谋,他打心眼里就是看不上张学良这个二世祖的。同样的,郭松龄能和张学良亦师亦友,那他在张作霖时代,就只能备受冷落,因为心狠厚黑的张大帅,也同样看不上一个满嘴为国为民的理想主义者。因此郭松龄要么等张学良掌权后权倾东北,要么就倒戈反奉(至于他为何选择了第二条路,我们稍后再说)这是奉军内部新老两代权利交接时,张作霖和张学良这两个人的三观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不同的意识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郭鬼子这个人,有理想有想法,再加上张学良对他的盲目重用,不知道加以任何的威慑和驭人手段,使得这个人徒增野心。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东路军第二梯队在山海关狙击战,成为了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唯一的胜利,张作霖更是因此方能安然退回奉天。那年,张学良虚岁23,也是第一次参加战争,从后续张学良的军事天赋可以看出,这场战斗大概真的不是这个张大公子这个花花公子指挥的,那指挥这场战斗的只能是郭松龄。
郭松龄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奉军内部也有不少陆大毕业的,逐渐形成了一个派系:陆大派。而因为和张学良的关系,郭松龄也逐渐成为了陆大派的代表人物。而此时,奉军内部分为三个派系:以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汤玉麟张作相等人形成的老派,在奉军内部位高权重;还有就是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张学良尤为亲近;还有就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都有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背景),是张作霖的股肱之臣。
而郭松龄和杨宇霆的矛盾,差不多就是奉军内部新老两代权力交接时,由于意识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而升级这个矛盾的,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胜后爆发的地盘之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和张学良的第三军,和姜登选韩麟春(此二人皆是士官派的中坚)的第一军联合击溃直系主力获得胜利。大胜后,张作霖预先想要郭松龄去接管安徽,姜登选接管江苏,这样陆大派和士官派正好平衡。谁知杨宇霆此时跳了出来,想要江苏,结果姜登选就去了安徽。
郭松龄,自以为功高未赏,可是张学良把七万精锐交给了他全盘处置。而且,郭松龄退出关内先稳定发展东北的政策也被张作霖忽略,而不久之后,杨宇霆姜登选二人又将江苏安徽两地丢失,令郭松龄大为光火,此时其实已经表露出对张作霖的不满,想要倒戈反奉的心思了。
可是,张学良这个二世祖,并没有在意。
最后,将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的,是张作霖想要付出一部分代价,以得到日本人的军火支持,和南方的北伐军开战,这令郭松龄这个深受过三民主义熏陶的理想主义者,彻底走上了倒戈反奉的道路。这也就明白了,为何郭松龄不等张学良掌权后,再去施展抱负,大概在郭松龄的眼里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没有张学良的放纵和盲目信任,倘若张学良驭人手段再高明一些,郭松龄也不会因为一时的赏罚不明利益不均就心生怨恨,听闻张作霖为了和南方北伐军交战去亲日,这只不过是内心怨恨爆发的催化剂罢了。他是陆大派的代表,和张学良亦师亦友,更是奉军内部掌握七万大军的高阶将领,明明有的是机会和方式去争取改变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反而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方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高举你是卖国贼我是为民除害的大旗,去麻痹自己作出此般忘恩负义的事情,反而觉得是理所应当。
带着张家的七万精锐,吃着张家的饭,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去推倒张家。甚至说,姜登选这个士官派的中坚,心中感念毕竟袍泽一场孤身力劝郭松龄,竟然都被郭松龄枪击活活闷死在棺中!
由此可见,一个人有才无德,又行事偏激,偏偏还有想法和信仰的话,那大概就是一颗炸弹。
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张家父子的节节败退,为求保命不惜以签订丧失东北主权的密约向日本人借兵,事后张作霖公然毁约留人话柄,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太过跋扈便谋划了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重伤惨死,张学良仓促掌权,新老两代权利交接太过突然,而郭松龄的倒戈又令张学良在奉军内部成为了一个笑话,众多亲信班底更是在倒戈中损失惨重,无威望无亲信无势力,根基羸弱。虽然张学良掌权以后立即东北易帜和北伐军止战,又杀人立威,大小军阀抱团取暖拥立少主令日本关东军不敢轻举妄动,可毕竟张学良无论是手腕还是威严还是厚黑,作为一个决策领导人而言,他都跟他老子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曾经张作霖时代的奉军,这只东北虎,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败落。
日本的野心,主要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陆政策”。
而日本在二战时的疯狂,主要源于三方面。
第一, 是军国主义盛行。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在近代才开始践行,却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丰臣秀吉早年曾宣称“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其的侵略意图在日本统一后付诸实践。明朝和日本的战争,就是由丰臣秀吉挑起的。
而到了近代,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岌岌可危。出于救亡图存需要,日本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各种声音,其中就包括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人。他们面对日本的不利境况,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了朝鲜和满清。吉田松阴曾表示,日本要遵守和列强签订的各类合约,但可以从满清和朝鲜身上拿回损失。佐藤信渊后期也坚持进攻中国。
第二, 日本需要战争转移国内视线。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作为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猛烈冲击而无法自救。为了安抚国内庞大的失业人群,激活生产动力,日本选择了挑起对外战争。依靠军工产业的井喷式发展,日本国内经济逐渐稳定。为了保持这样的经济稳定,日本在此后就变得很难放下战争。
第三, 日本二战时军部掌权。
明治维新后,伴随军事近代化,日本军部逐渐组建起来。随着发展,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越来越严重。这群掌握着国家实际权力的军人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渴望征服别人。正是这群人,把日本直接推向了战争的泥沼。
可以说,日本二战时的丧心病狂,既是偶然也有必然。是经济危机这场“天降横祸”让日本不得不艰难应对,也是军国主义的延续与发展让日本成为掠夺者。有时候有野心是好事,但即使是为了满足自己,也不应该去伤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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