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何反对变法？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发展到宋代可谓臻于极

本文目录

• 司马光为何反对变法
•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发展到宋代可谓臻于极致

司马光为何反对变法

北宋宋神宗赵硕在位期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国力大幅度衰减，财政也是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后，希望国富民强，就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想通过变法改革的方式，来革除弊政、消除危机，这次偶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对于变法中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争斗原因暂所不提，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变法肯定是需要改变传统，建立新制，相应的也一定会有守旧派固守成规，与之针锋相对，而司马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下面就从两方面来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发对变法。

从政治立场方面分析

司马光代表的守旧派认为，国家就好比一座房屋，治理国家就像对待房子，房子漏雨，只需加以修缮和维护便可以了，不是严重损坏，就不需要重新建造，否则旧房已经推倒，新房还未建成，最终可能会落得个连遮雨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认为改革也是一样，要以稳妥为主，逐步推进，不需要全部推倒重来，祖宗的方法难道都是错的吗？

而众所周知，王安石的变法比较激进，变法涉及到了整个国家的各行各业，经济、军事、科举等等，可以说是处处变法，样样革新，而且当时很多变法政策由于实施不当，不仅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反而让很多贪官污吏趁机官饱私囊，致使百姓怨声载道，这样也使得司马光这样的守旧派占据优势，最终变法也以失败告终。

从个人立场方面分析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共事多年，变法前两人关系也一直很要好，两人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可以说是莫逆之交。变法开始后，最初，司马光只是对于新法持些反对态度，随着新法的逐步实施，才开始激烈的反对新法，改革派和守旧面从开始意见相左，慢慢发展到互相攻击。

政治意见的相左，也导致两派的首领人物的关系也逐渐冰裂，司马光也开始不断弹劾王安石，并处处与之针锋相对，用司马光的话概括后期两人的关系就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绝对的水火不容的态势。从这里分析看，司马光反对变法就不仅仅是对变法政策的反对了，而他王安石之间的意气之争，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

综合上述，不论从政治立场还是个人立场方面来看司马光都有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而两位两位历史名人的反目成仇，也令人唏嘘。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发展到宋代可谓臻于极致

中华文明发展到宋代，达到一个顶峰，臻于极致，这个局面，是由统计者进行的顶层制度设计，高度重视文人，文化官员云集等原因造成的。文化大师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世”；著名学者余秋雨也认为：“宋代是文化教养最高的时代”。

一、赵匡胤为文人士大夫立下了国策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发动兵变，篡夺后周帝位，黄袍加身当了宋太祖。赵匡胤以武臣身份夺得后周政权，他亲身体验过武人跋扈对皇权的严重威胁，鉴于唐末藩镇拥兵横行之祸及五代各朝权臣悍将篡夺帝位之风，赵匡胤取得政权后立即“杯酒释兵权”，在宋代立国之初即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还专门立了一个誓碑，其中有一条最为著名：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这是赵匡胤对子孙的教诲，也是对士大夫们的承诺，这条誓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被其子孙恪守。“士为知己者死”，得到恩宠的文人士大夫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玩命为赵宋工作，“虽九死其尤未悔”，为铸就宋朝辉煌业绩的基石，做出了文人士大夫的贡献。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真实性有待考证），迎合了宋太祖的治国理念。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等文人士大夫群体灿若群星，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太祖这一国策和休养生息等制度的建立，为宋朝开国之后迅速提升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到宋徽宗初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宋代的水稻种植面积比唐代扩大了整整一倍，种植技术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水稻亩产量，已达到八九百斤。蚕桑丝织和瓷器烧制进入了高度专业化的生产阶段，产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城镇数量已接近两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就是在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

据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统计，北宋当时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现在国际上的价格，已达到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毫无疑问，中国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生活方式的拓展和提升，也必然带动了精神价值的拓展和提升，宋代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达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顶峰，让国际上一切研究人类科技史的专家称颂不已。例如，宋代把雕版印刷推进到了活字印刷，把火药用于战争，把指南针用于航海。这些技术传到西方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梦溪笔谈》、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与《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一比，唐代长安的西市和东市就太局促了，汴京没有“坊”的限制，完全开放，自由流通，仅仅手工业就比长安多了四倍。

二、机构设置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机会

一是重创了“殿试”制度。宋太祖改变了唐代殿试的弊端，结合实际重新创立了这一制度，赵匡胤亲自主持这一制度，把考生进退取舍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到了皇帝手中。从宋朝以后，那些高中进士者，才开始被人称为“天子门生”。 从名义上讲，这些即将步入官场的新秀既是皇帝的臣子，也是学生，他们只能忠诚于皇帝，而不是某个考官。

殿试合格者才能称为进士，刚开始，进士分为甲乙科，后来花样变多了，又分成了五等三甲，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中，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年纪最轻的则被称为“探花”，到后来，“探花”逐渐变成了第三名的专称，也成了定制。

二是设置了“贴职”头衔。这个头衔是为士大夫设置的荣誉性官衔，一般有“某某馆(殿、阁、院)大学士、学士、待制、修撰”等称呼。可别小看这个荣誉性名头，能得到贴职，代表一个官员很有学问、威望，不但可以额外增加俸禄，还可以越级升官。名臣包拯就因为曾经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故常被人称为“包龙图”。 除了“贴职”头衔外，宋朝还为士大夫们设有祠禄官、勋官、检校官、 爵、食邑、食实封、赐等名头，有的代表地位，有的代表经济待遇，有的代表礼仪特权，官位越高的官员，头上的帽子越多。

比如，名臣司马光曾在书中列过自己长长的一段头衔：端明殿学士(贴职)、兼翰林侍读学士(经筵官）、朝散大夫(散官)、右谏议大夫(寄禄官)、充集贤殿修撰(馆职)、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职事官)、上柱国(勋官)、河内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 足足63个字，一口气都念不过来，如果那时候也流行做名片，估计正反面全是字，要费点力气才能搞明白，他真正是干什么的。

三是改革了“机构”内设。宋朝为了让文人士大夫们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对几个十分显要的机构进行了改变，取名叫“学士院 和“舍人院”，在学士院里干活的人叫“翰林学士”，在舍人院里干活的人叫“知制诰”，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写公文。

翰林学士负责起草关于皇族、高级官员的任免诏令，人称“内制”；包办关于普通官员任免诏令的，人称“外制”。这些以码字为职业的官员，因为工作关系和皇帝挨得近，还有权做个参谋决策，一旦被看中，极有可能青云直上，很多宰辅高官就是通过爬格子爬到了权力顶峰。故而，这也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岗位。

除了上面两个码字为业的机构外，还有两个机构也很重要，一个是“御史台”，一个是“谏院”，专门由文人们担任，它们的工作方式更简单——说话。宋朝的监察机构叫作“御史台”，御史台长官称为“御史中丞”，里面干活的人又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名号。御史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实际地位却很高，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纠察百官。而在“谏院”工作呢，工作方式就是“谏议”，俗称是“找碴”。宋代台谏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了言官的监督效果，为一批正直、有气节的官僚提供了舞台，鼎鼎大名的范仲淹就曾做过台谏官，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举成名。

三、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为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数都在官场上不同阶层工作过，他们在从政、游历、冶游、饮酒、参禅、放逐等经历中，均留下了许多传世作品，这些精典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文人士大夫们，他们的政治理念、人格操守和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1.政治上青史留名。宋代文人都是积极参与政治的，有不少人身居高位，比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殊、司马光等人，而王安石无疑是杰出代表，他学识渊博，同时代鲜有可及者，他

扫码加微信详细咨询太和智慧养老产品和平台服务！

扫码加微信详细咨询太和智慧养老产品和平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