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与排外心理

安立志

“同治中兴”是满清王朝的意淫。五岁的小皇帝载淳（慈禧太后之子）上位，十余年的执政生涯，完成了其父皇（咸丰皇帝）的未竟事业，一是击败了发匪（太平军）与捻军的武装骚乱，二是完成了沙俄吞并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最终手续。如果说洋务运动有发展，那也是两宫皇太后英明领导的结果，小皇帝起不了什么作用。载淳享寿不永，死时不到19岁。西太后这个权欲熏天的女人，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竟然把她不到四岁的小外甥（其亲妹之子）载湉抱上龙椅，这就是大清国的光绪皇帝。西太后的逆天操作，必然遭到上苍的报复，然而最终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丁戊奇荒

上苍的报复决不拖延。载湉登基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整个华北地区（晋、豫、直、鲁、陕等省）陷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特别是光绪三年（1877）和四年（1878），持续干旱造成的人道灾难惨绝人寰。按照干支计年，这两年是为“丁丑年”与“戊寅年”，于是，史书把这场虽然空前但未绝后的灾难称为“丁戊奇荒”。

华北五省是重灾区，晋豫两省尤为严重。由于河南官方与民间对传教士赈灾的严重抵触，不仅该省灾民未能得到相应赈济，即使历史记录也极为稀缺。因此，本文引用的史料，以山东、山西为主。

时人王锡纶曾作《丁丑奇荒记》，为当时的山西灾情留下如下记录：

自丁丑秋至戊寅二月，仍无点雨，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户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清代诗文集汇编（633）·怡青堂文集》卷六，页20）

这个记载，属于民间观察，没有标注时间，且多描述性语言，不太具体。1877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山西巡抚鲍源深向朝廷报告：

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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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

1877年7月3日，曾国荃接任山西巡抚，到任之初，就把了解的情况向朝廷奏报：

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曾国荃文集》第1卷，岳麓书社，2006年，页197-198）

两任巡抚，两道奏折，相隔一月，情况相似。曾国荃在另一奏折对灾情作出定性：“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上书，页269）

曾国荃（1824－1890），晚清名将，曾攻破天京、生擒李秀成，深受清廷器重。他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清末外交家曾纪泽的叔叔。此人处事坚定果断，分析致灾原因，不瞒报，不掩饰。他在奏折中直陈：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窃闻古者救荒于临时，而实备荒于平日，是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从未有自种害人之物流毒于桑梓地方者也。（同上书，页282）

一语道破，这场灾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不用三七开，直接建议清廷废除鸦片种植政策。

1878年1月8日，清廷派出的稽查山西赈务大臣阎敬铭就灾区调研情况奏报称：

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足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睹惨状，夙夜忧惶。（《清史编年》第11卷，页101）

民间人士、地方官员、稽查大臣，三方反映的情况高度一致，山西灾情异常严重。宏观情况如何呢？曾在清廷天津海关和总税务司供职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写道：

山西省的一半居民毁灭了；在陕西和河南两省有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所以，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而那些在灾荒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大约也不会少于两千万人，他们一无生计，只剩下他们空空的两手和嶙峋的瘦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341）

这个数据已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引用。

疑惧排斥

1860年，清廷与法国的《北京条约》载入了自由传教的条款，各国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可见，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略政策的产物，但是传教士并不等于侵略者。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总是屈辱挨打，普通的中国人极易对西方事物怨恨或敌视。由于中国孱弱的国力与禁锢的皇权，这种情绪无法通过战争与外交舒解，于是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弥漫着仇外、排外心结，直至10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有人抵制圣诞节，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清廷不仅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正式开设了同文馆；不仅向美国派遣了留学生，也向英国派出了首任驻外公使。如此以来，“丁戊奇荒”就不再是闭关锁国的内部事务，也引起了在华外国人的关注。

外国人参与赈灾活动，是从山东启动的，一开始就形成了青州官方、江南士绅、外国教会的三方格局。参与赈灾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英国牧师慕维廉、美国传教士倪维思等人。他们一方面通过报刊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灾情，又在上海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继而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并直接深入灾区参与各种赈济活动。这在中国赈灾史上是空前的。

一、江南士绅。外国人介入中国赈灾，是破天荒的历史事件，不仅清廷官方消极应对，江南士绅更是义愤填膺。由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曾激起了强烈的仇洋、仇教情绪，当传教士参与赈灾之时，部分江南士绅出于民族义愤，试图以自身的义赈抵销传教士的影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苏州的谢家福。

1877年3月下旬，谢家福在遣送江北灾民回籍途中，得知了传教士赈灾的消息，他深感忧虑，决心以实际行动募捐济赈，他写道：

自泰州知耶稣教之洋人慕维廉、倪维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西人之赈给东齐也，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窃恐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是非裒辑巨款，跟踪济赈，终无以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并附一诗云：“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百万，管教压倒慕维廉。”（1877年6月2日《齐东日记》）

谢家福为传教士赈灾定性，是“敌国沽恩，异端借肆”，是“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他担心的不是人民啼饥号寒，百姓奄奄一息，而是“民心外属，异教横恣”。可见，谢家福不是为赈灾而赈灾，他是把赈灾当成了一场政治仗和文化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目的是“压倒慕维廉”。谢家福也公开声称自己不是为赈灾，他给友人写信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唯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1876年5月24日《齐东日记》）意思很明确，我的目的是抵抗夷人，并非为了赈灾；赈灾靠的是仁心；敌夷靠的是大义。为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中国古来就有“救灾如救焚”的俗语。在当时没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说法，但赈灾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让濒死的人民得到拯救，让残存的生命得以延续吗？把夷夏之防、敌我防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立场不但不能保证同胞的生命得到救治，民族的苦难得以消除，甚至可能使死亡加重，灾难延续，这哪里是救灾，这简直是打仗！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于1870年到达中国，在华45年。为传播西方文化，参与中国赈灾，担任报刊主笔，创办同文书会，支持维新变法，促进中国教育等方面都作过贡献。

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有几种方式，除向灾民发放赈灾款外，还建立孤儿院５处。据当时报纸报道，“西人名立则脱者（李提摩太）在山东灾区收得难孩四百名。兹闻有某者在青州府属见此等幼孩晚饭共计一百名，盖收养后分作数处居住也。时见佣人挑小米饭两桶来，各小孩俱环立桶旁谢天而食。”（1877年4月2日《申报》）“谢天而食”不同于100年后吃饭前的“双祝愿”，肯定是基督教的仪式。收养孤儿众多，开支自然不菲，“男女幼孩四百数十人每日饭食需钱十余千文，无法支持。”他曾计划将孤儿送上海租界交绅富收养，但一位山东巨绅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过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而已。”李提摩太觉察到谣言之可怕，只好接受英国驻烟台领事的建议，“（孤儿）散还本乡，发钱交与耆老代养，生死听其命运可也。”（1877年5月14日《申报》）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