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概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和美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为寻找建文帝。但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未亡命海外，当可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加强边防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帖木儿帝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外交方面

明朝极不重外交，从朝鲜之战和谈、大仑山惨案部分已可知，实际上中日倭寇关系，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这种态度哪怕在郑和下西洋这种外交大巡期间，也没有太多改变，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之寥寥，实在令人吃惊。

朱棣的思想里只有君主华夷，张辅总领陆路兵马至南洋，郑和总领海路兵马巡视南洋，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如果因为外交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张辅、朱能、郑和、侯显、易信、沐晟、宋晟是这个篡位皇帝最亲近的人，他让张沐朱守好云南布政司、设立交趾布政司；对易信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嘱咐郑侯巡弋出使西洋、追杀倭寇、防卫华夏的重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才智都是如汉之刘彻、霍、卫、博望、赵充国、赵安稽、伊即轩、复陆支；唐之李世民、李靖、侯君集、苏定方、李勣、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之流，其实千年未有之变早就开始了，在这个历史的节点这个团队选择了避免内卷化发展海洋，但却没有如刘彻、李世民那样好的继承者。哪怕始皇之后还有刘邦。

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永乐时期的海权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永乐海洋战略，这也是永乐和郑和在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在当地扶植明帝国选中的人选为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贸易方面

元朝时中国就垄断了香料贸易所得巨大，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由于明朝自洪武起既是实物税，以实物抵王公贵族的俸禄如宝石、苏木、胡椒、马料草、稻米等等，而这些只需要用陶瓷或其他中国普通产品交换就可大量获取，等于用价值无几的产品，如陶瓷和铁器、棉布等等作为俸禄发放，极大地为明政府节约了财政开支，至张居正时实行两千年的实物税才开始转变。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道教妈祖、佛教、伊斯兰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贸易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朝贡体系

就在郑和下西洋准备前期，明朝的第二大属国安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安分。成祖对于胡氏毁约己经有了心理准备。永乐四年四月陈天平被劫杀之事奏报至京，至此朱棣明确地感受到安南全未把他和大明朝放在眼里的嚣张态度。此时郑和舟师己在第一次下西洋的途中，成祖巩固、发展西洋朝贡体系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安南的挑衅冒犯了试图“抚驭万国”的朱棣的权威，也会对西洋诸国起到极其糟糕的示范作用。大明帝国的威严何在？西洋番国会不会群起而效之？西洋秩序如何建立？显然，此时的安南胡氏政权己经成为朱棣经略西洋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此而不诛，兵则奚用”，朱棣遂决意兴师问罪。显然，朱棣出兵安南的决定与郑和下西洋战略意图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平西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兵八十万征讨安南。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年，永乐五年五月，胡氏父子被俘，明军讨平安南。六月初一，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对于中国明王朝而言，占领安南时适值是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史》就提到占领安南有助于招俫诸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有学者认为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过于草率，指责他忘记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告诫。若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给安南一个教训，那确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实现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安南地处中国人陆与中南半岛的连接处，可以允当明朝经略西洋的跳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南半岛，近可制占城、暹罗、真腊诸国，远可控满刺加及半岛附近的苏门答刺、旧港、瓜哇、泞泥等国。郑和船队的存在是暂时的，明朝交趾省的存在则是长期的。成祖谓人曰：“安南黎贼悉己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洁。”正道出“郡县安南”最直接的影响。

越南学者认为，明朝郡县安南后将它“变成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西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郡县安南”大大提升了明朝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事实上，成祖在郡县安南后，曾多次以安南之事警诫、震慑不安分的番国。“问罪之师”、“安南之鉴”震慑诸国的效果很显著。

“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同为永乐对外关系中的大事，然而后人对二者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朱棣外交活动中的重大失误，后者被认为是震惊世界的壮举。如果孤立地看待它们，好像确实有道理。“郡县安南”最终以失败告终，“郑和下西洋”则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若将“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两件人事联系起来看，朱棣“郡县安南”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5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航行”。

梁启超：“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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