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灾区的灵异传说，是巨大心理创伤后的一种病症吗？| 日本3·11大地震十周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2月13日晚11时，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7.3级地震，导致150多人受伤。据共同社15日报道，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14日召开临时会议，委员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称，这是2011年发生在该地区的那起大地震的余震。

本月25日，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仪式将从福岛县开启，这是一个寓意深远的决定。奥委会官方网站声明表示，“2021年标志着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重新安排2020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仪式是为了展示受灾最严重地区的重建成果。”然而正如2月的强震所暗示的，3·11大地震在日本东北地区投下的阴翳仍未散尽。

十年前，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6分18秒，宫城县牡鹿半岛东南偏东约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发生震级9.0的特大地震。地震随即波及日本各地，极为猛烈的震动持续了3分钟以上。在震感最强烈的市镇之一、宫城县大崎市，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令人心悸的巨大恐惧时说，“叫人感觉日本要沉没了似的。”这是日本掌握现代观测手段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和“千年一遇”的海啸。

2时49分，东北临海地区发布大海啸警报。大约半小时后，海啸袭来。“海啸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爆炸可以与它带来的超现实破坏力相提并论，”《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yod Parry）在纪实作品《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中如此描写海啸发生时的恐怖情形：

“它把整片森林连根拔起，再把它们抛到数英里外的内陆。它掀起路边的碎石，像舞动缎带一样甩来甩去。它把房子从地基处扯断，把轿车、卡车、轮船和一具具尸体抛到高楼楼顶。”

3·11东日本大地震中，震级达6级以上的地区共有8个县（宫城、福岛、茨城、枥木、岩手、群马、琦玉、千叶），遇难19630人，失踪2569人。受灾最严重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约47万人离家避难，110万栋建筑物被全部或部分摧毁，道路和铁路系统都遭到重大损害。海啸还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三个机组爆炸，令震后救援和重建工作的复杂程度陡然上升。在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中，“福岛核事故”是继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核事故。

幸存者失去了一切——温暖的家、亲人和挚友，甚至整个家乡——更难的是，他们需要独自面对灾难的所有后果，包括“不安的亡灵游荡人间”。学者和记者们注意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量鬼魂传说开始流传：人们述说着自己见到了像幽灵一样的陌生人和死去的亲人；消防站接到报警电话，但当消防员赶到报警人所说的地点时，发现房子早已被海啸摧毁；出租车司机接到满脸愁容的乘客，行至一半时司机从后视镜中看到后座空无一人；难民社区内，从前的老邻居出现在临时住房的起居室里与一脸惊恐的住户一起喝茶，没有人敢告诉她她已经死了，而她坐过的垫子变得湿漉漉的……2020年，Netflix纪录片《未解之谜》（Unsolved Mysteries）第二季的一集记录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居民遭遇的灵异事件，接受采访的人都坚信，这些事件是真的。

正如《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英文标题“海啸亡灵”（Ghosts of the Tsunami）所暗示的，帕里也记录下了这些灵异故事。和研究者一样，帕里也不相信它们是真的，但真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受灾地区的幸存者所经历的集体性创伤有着多么难以言喻的锥心之痛，他们为这场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寻求某种解释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从灾后重建的角度来说，3.11大地震的受灾地区的确在外表上看来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祥和，但灾难亲历者心中的创口或许永远都无法完全抚平。某种意义上，灾难永远撕裂了当地社区。幸存者只能依据被伤害的深浅程度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失去家人的和没有失去家人的，找到家人遗体的和没有找到家人遗体的……

帕里的书中还讲述了另一个层面的“亡灵”——日本社会的政治失败。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大川小学的悲剧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海啸中，位于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釜谷村的大川小学因疏散不力，导致84名师生丧生，被洪水围困的78名孩子中只有4人生还。在事后的调查行动中，悲伤愤怒的家长们发现政府官员一再掩盖疏散措施的漏洞，把事件定性为意外而非人为的悲剧，借此推卸学校和政府的责任。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员会没有一人因此事故被解雇、处罚或正式批评。即使大川小学的家长们于2016年打赢了与石卷市政府的官司，获得了超过1000万英镑的赔偿款，仙台地方法院也未在判决词中要求校方和教育委员会相关人员担责。

帕里认为，大川小学的悲剧虽然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却也的确暴露了日本官僚体制的失败和民众政治冷漠的无奈现实。“我有时候的确会发现人们有默许平庸政治家的倾向。日本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多政党民主国家，有公开公正的选举、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法院。但这里又存在一种将政治视作某种自上而下强加之物的倾向。”

距离3·11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社会遭遇了种种新的变化与挑战。2019年，第126代天皇德仁日前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日本的奥运计划——安倍政府在大地震发生当年提出申办东京奥运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奥运促进灾后复兴。疫情仍未平息，许多批评者认为，今年夏天举办东京奥运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更糟糕的是，疫情加剧了日本社会长期矛盾的爆发，如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公，执政党却鲜有应对之策。与此同时，一股试图打破战后政治常态的新力量正在当下日本政坛崛起，“令和新选组”便是其中之一。

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前夕，帕里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的采访，就他的作品《巨浪下的小学》、日本东北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和1990年代至今日本社会的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在他看来，尽管日本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日本依然是一个有诸多优点的国家，“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高标准的教育和艺术创造力——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01 这不是一本关于事实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自然灾害中个人经历的书界面文化：《巨浪下的小学》讲述的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的故事。在书中你承认了构成这起灾难的事件是如此多样，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要理解它并公正地报道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是如何决定将大川小学的悲剧作为这本书的主线的呢？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以下简称帕里）：我很早就意识到那次海啸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值得为之写一本书，但为了找到合适的写作方式，我颇费了一些心思。书写的关键在于找到那些有人性温度的个体故事，用它们去勾勒那个更宏大的，关于自然不可抗力、大社群和权力机构的故事。这就像是为一把锁找到打开它的钥匙。对我来说，大川小学和那些幽灵就是那把钥匙。

界面文化：调查记者的工作很像人类学家，为了进入田野，他们都需要找到社群的“守门人”。你是怎么进入当地社区的？

帕里：就是遵循古老的方式，前往当地，礼貌尊敬地接触人，然后连续多年不断回访他们。当然，有些人不愿意讲话，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叙述中是缺席的。我的日本同事对我帮助良多，他有很强的敏锐度、谈话技巧和个人魅力，不仅帮我翻译了许多采访，而且有那种让第一次接触的人快速放松下来的本事。

界面文化：作为读者，我在发现书名有其字面含义时不免感到震惊，你的确在书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讲述日本东北地区流传的灵异故事。它和我对纪实作品的认知是有些冲突的，我之前以为纪实作品应该是对事实的记录，不应讲述流言和都市传说。书写幽灵故事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

帕里：这不是一本关于事实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自然灾害中的个人经历的书。当然，我希望记录那些海啸亲历者的经历，但更重要的是记录那些经历了如此极端事件的人的心理感受。无论是纪实作品还是小说，这一点都至关重要——让读者感受到活生生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鬼魂之说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们总是能找到科学的解释。但当我听到日本东北地区的居民不断讲述那些故事时，我意识到，它们真假与否不是最重要或最有意思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对那些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他们以这种方式阐述历经灾难后人们共有的一些痛苦。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灵异故事。一些人相信它们证实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人类在死后精神依然不灭。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这些超自然体验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一种经历巨大心理创伤后的病症，不仅仅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存在这个问题，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我采访的那些研究东北地区灵异故事的学者也不相信它们是真的，他们以一种冷静的、人类学的方式去看待。毕竟，研究文学的时候你并不必然需要相信小说和诗歌中讲述的故事是真的。

界面文化：这本书的核心是讲述为什么大川小学未能及时撤离学生。在书中你强调，日本学校在紧急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们最安全的地方，不仅校园建筑是以最高的安全标准建造的，而且每所学校都有详细的紧急事件应对方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如何理解大川小学的悲剧呢？

帕里：那是一起偏差事件。我们总是希望避免经历地震或海啸这样糟糕的事，但如果你真的无法避免需要经历一次，日本就是最好的地方。这里的建筑很结实抗压，学校和企业都有应对灾难的方案，并且定期演练。在那次海啸中丧生的18500人中（记者注：根据2018年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东日本大地震中遇难人数为19630人），只有350名学生。只有75名学生在学校丧生，其中74名就在大川小学。所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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