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市重庆街与建设街交汇的东北角，曾有一座外形漂亮的土黄色临街老建筑。尽管几年前已被拆除改建为商住楼，可许多吉林市市民还记得那建筑曾是原吉林铁路公安处办公楼。这座办公楼随街转角，呈L型布局，宽门阔窗、特制的黄砖罩面，正门偏居东侧，整体并不居中对称，带有比较鲜明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进入楼房内部，其格局装饰简约硬朗，设有地下室，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建筑细节隐约透露出，该建筑最初的使用者应该不是普通工商业机构。
许多曾在铁路公安处工作过的退休人员回忆，他们曾听说这座建筑建于伪满时期，原本就是铁路警察的办公场所。吉林市解放后，该建筑被东北铁路管理局接收，1948年8月成立吉林铁路警察队伍后，便被当作办公场所使用。结合楼房细节特点，我觉得这些口述情况是有可信之处的。只不过与这种说法并列的还有其它一些可能，碍于解放前的亲历者相继老去，以及相关史料甚少，佐证口述情况的并非易事。
伪警护团出现前吉林的铁路警察设置
说到吉林铁路警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据《吉林省铁道志》记载：在吉长铁路建成通车后，为保护铁路沿线设施，维持铁路运行的正常秩序，吉长铁路管理局曾在总务处下设有警务段和警务教练所等警务部门。1931年，警务段不再设置在总务处下，而是归属新设立的与总务处平级的警务处管辖。此外，在九一八事变前，吉海铁路工程局，吉敦铁路工程局也都设有警务段，负责与列车运行相关的警务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快速吞并了吉林地区的中国铁路。为便于管理，11月1日，吉长、吉敦两个铁路局被合并组成吉长吉敦铁路局。后来为进一步整顿吉林地区的铁路组织，1934年4月，吉海铁路也被合并进来，成立了伪新京铁路局（局址设在今天的长春）。在这个铁路局组织架构内，设有警务处，负责整个铁路局内的警务事宜。1935年9月15日，伪新京铁路局迁至吉林城，同时改称“吉林铁路局”。1937年12月1日，因满铁会社停用“铁路局”，遂更名为“吉林铁道局”。这期间，警务处一直是铁路管理体系内重要的部门之一。
1938年1月，日伪当局对铁路拥有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组。在东北地区，原本隶属铁路局的警务人员被整体剥离到伪治安部，成立伪铁道警护总队，总队下设各级分支机构。在吉林地区设有警护本队，本队设有庶务、警察、警备、爱路等4个科（科下设“系”），本队同时管理吉林、磐石等8个警护队和警护分所。从此以后，铁路部门的组织架构中不再设置警务处这一机构。
1944年3月，日伪当局为适应战事需要，将伪警护总队改组为伪警护军司令部（设在沈阳），吉林警护本队改为警护旅，下设警护团（光复以后，伪吉林警护团改称吉林铁路警护团）、分团。纵观伪满时期的铁路警察机构，无论是前期的警务处，还是后来的警护团，皆是全力镇压、侦捕铁路沿线的抗联和爱国志士，借以保障所谓铁道运输安全的反动机构。
那么原铁路公安处办公楼是不是就是这个警护队或警护团的办公场所呢？
原公安处办公楼不是伪吉林警护队/团所建
尽管1938年之后，伪满铁路警务人员不再是铁道局的员工，但无论是警护队还是警护团，其工作范围又都局限在铁路沿线及运行的列车上，不可能与那些纯粹的铁路部门完全割裂开。为提高工作效率，对突发事件做出最快应对，警务部门与铁路部门“合署办公”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初到吉林时，铁路警务人员的主管部门——警务处作为铁路局的机构之一，办公场所就设在新落成的伪吉林铁路局大楼内。
在警务部门被剥离后，警护本队仍在吉林铁道局大楼内办公。在《船营文史资料》中，有两篇梅香阁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介绍了许多铁路警察部门的历史细节。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梅先生回忆警护队成立时，服装、帽徽即发生改变……吉林铁道局内设“本部”，沿线重要车站设置分所。警护队长是日本人，叫甲斐隆索（原文斐写作裴，当为印刷错误）。警护本队改为警护旅时，旅部仍设在铁道局大楼内，吉林警护队改编为一个团，是旅部的直属团，团长由日本人田中乙座（中校军衔）担任。吉林警护团在吉林火车站还设有一个直属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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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明确交代伪警护团的具体办公地点，但由梅先生的文章行文可以判断，吉林警护团与旅部一样，办公地点都应在当时铁道局大楼内。在梅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直接点明了，“光复后王效明同志在铁路局大楼内的办公室位于二楼东侧，原伪满警护旅旅部”。似乎在1944年“队改团”以后（梅香阁回忆文章中“队改团”发生在1942年），在铁道局大楼外，只有吉林警护分团驻扎在吉林火车站内。若伪满时期伪警护队/团建设了新的办公场所，以梅先生文章的叙事详略，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着墨。于是本人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初判：即便曾被使用过，但伪满时期，建造原公安处办公楼的应该不是伪警护队/团。
1940年地图
1941年地图
原公安处办公楼不是工商业建筑
伪满时期，为便于殖民掠夺，日伪当局绘制了许多版本的吉林城区地图。其中一些地图绘制精准、标注细致，且所使用的文字虽夹杂大量日文，主体却以汉字为主，现代人阅读并不吃力。在那些地图上，原铁路公安处办公楼所在区域，为当时的大马路（今重庆街）和六经路（今建设街），其街市布局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无差异。通过对比地图标注，也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
在1940版地图中，原公安处所在地标注为“三井药局”和“大同洋灰株式会社”。在1941版地图中，这里则标注为“太阳公司”。在一年时间，位于当时吉林市紧邻火车站的黄金地段上，“三井药局”标注就被太阳公司代替，可见这个药店虽然使用“三井”这个日本大招牌，其势力也很有限，不足以独自建造并使用一座如此规模的楼房。至于那个太阳公司，在这一时期吉林日本商工会出版的《企业名录》中未见身影，应该也不是什么有影响力的公司。
“大同洋灰株式会社”的确是日伪时期吉林市一流大公司，也有实力建设并使用原公安处办公楼那样规模的建筑。我甚至一度怀疑过那座楼就是这家公司在市区的社址（工厂与社址分设，工厂在哈达湾）。但后来发现在《松江水泥厂志》中，有一段明确记载：大同洋灰株式会社的社址为八十年代吉林市昌邑区站前街道办事处，其位置在今天站前邮局后身。另外还在其它一些史料中发现了部分零星记载，进一步确认了大同洋灰株式会社社址并不在重庆街和建设街交汇的东北角。尤其是与一些比较熟悉原公安处办公楼的前辈、朋友交流后，他们大多感觉那座建筑从内到外，隐隐地有一种阴森之感，洋溢的绝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公司该有的气质。
伪满吉林第二宪兵团的孤证
在《吉林市公安志》中有一条不大显眼的记载：“1940年秋，伪吉林第二宪兵团由东大营迁到大马路（今重庆路吉铁公安处址）”。因为阅读过《吉林市公安志》的准备材料汇总《吉林市公安史长编》，比较最后发行的志书，我知道《公安志》是一本考据极其严格，使用文字极其精练的优秀文献。虽不知道书中这句记载的出处，但我相信该书能保留这句信息，一定是语出有据的。当然这句话并非没有瑕疵，或许正是由于文字精练的特点，这句话忽略了一些重要环节。1940年秋，伪吉林第二宪兵团迁到大马路后的最初落脚点，应该不在原公安处那里，因而1941版地图中应该是伪第二宪兵团的位置还标注着太阳公司。
说到宪兵，应该是日伪时期最令中国人恐惧且痛恨的部门。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城先后有过两伙宪兵：一是新开门外（今北京路长城大厦南侧）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一是1935年初由移驻吉林城的伪宪兵训练处第三连改编的伪军吉林第二宪兵队。当时这支宪兵部队由伪军上校张英权带领，驻扎在东大营。1938年，伪满军事力量改组，吉林第二宪兵队改称团，翟希古接任张英权担任团长，并由此人率领，完成了向大马路的搬迁。
然而在1940年和1941年两版吉林市区地图中，原公安处位置均未标注为吉林第二宪兵队，反倒是1940年地图中在今重庆街巧妇制衣所在地，标注有吉林第二宪兵队分队。由此，不得不让人怀疑，1940年，宪兵团迁到大马路时，或许先在分队队部落脚，等待三井药局、太阳公司拆迁，并兴建新办公楼后，才离开场地狭窄的分队队部（八十年代，旧建筑尚在，为平房），在1941年之后迁入新建的办公楼。
作为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斗争的法西斯特务机关，伪吉林第二宪兵团助纣为虐，配合其日本主子，侦察、控制、残害自己的同胞，其行径可耻可鄙。而由这群魔怪建造的老巢，既要用森严肃杀之气助长“恐吓”之威，又有明丽时尚之味粉饰“王道乐土”的祥和，这种矛盾而又扭曲的特性被融入一砖一瓦，终于形成了原公安处办公楼独特的建筑气质。结合《吉林市公安志》的记载，加之一些老人零散的回忆初步判断，原公安处办公楼应当是由伪吉林第二宪兵团建起并使用的。
不完美的推断
由于除《吉林市公安志》外，目前尚未见到其它更为详实的记载，也未听到相关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对原公安处办公楼的探源也只能停留在“孤证”支撑的“推断”上。尤其是在一些史料中发现，1944年10月，伪吉林第二宪兵团分出一部分人组成驻丰满水电站的分遣队，团部也迁往河南街老邮电局院内。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15日，到底是谁在使用原公安处办公楼，会不会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伪吉林警护团（设有庶务、警察、警备、爱路等“系”）短暂使用过，进而成为一些原公安处退休人员口述的根源，目前还不得而知。恰逢此时，梅香阁先生被外派关内，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返回吉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