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
对于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李世民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李世民就曾经对大臣们说过国家以人民为本,而人民以衣食为本。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京城周围发生了蝗灾,时常关注民间疾苦的李世民很是痛心。于是亲自到田野里捉住几只蝗虫并对它说:百姓把稻谷当成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危害百姓。如果你有灵的话就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把蝗虫给吃了,这一次的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从《贞观政要》的记载来看李世民是吞过蝗虫的。我们暂且不论这个各做法是否是作秀,但这样做确实收拢了大量民心。
蝗虫不是什么不能吃的东西,生吞蝗虫肯定也是有人做过的就像李世民。但是有条件也没人会去生吞它,况且古时候的人都把蝗虫当神虫,当发生蝗灾的时候都认为是上天要惩罚他们,都会祭祀。现在没有人对蝗虫有那种敬畏之心了,很多人都开始吃蝗虫,但也都不是生吞的,也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烹饪而已。
唐朝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同自己一起征战天下的文臣武将,特敕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徐茂公)、秦琼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这是帮助李世民横扫天下建功立业,开创贞观盛世的有功之臣。
至于李世民替灾民受罪生吞蝗虫发生在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当时京城长安遭遇了大的旱灾,蝗灾严重,李世民亲自到田间视察粮食受损情况,看到蝗虫在看啃食秧苗,进而十分痛心,顺手捉了几只蝗虫,说粮食是百姓的命根,事关他们的身家性命,但是你把它吃了,这危害了百姓的生命,若果是因为百姓有罪而上天将惩罚于百姓,那么所有罪过我一人承担,如果蝗虫有灵,你就吃我的心吧,不要再祸害百姓,于是就要把蝗虫吞下去,大臣劝说吃了蝗虫可能会生病的,皇帝陛下不能吃,李世民对大臣说自己愿意替百姓消除灾祸,我不怕疾病,随后就吃了蝗虫。
李世民为治蝗灾而吃蝗虫,说明他重视百姓疾苦,关切蝗灾治理,作为皇帝,他身先士卒,带头治理蝗灾,能收上行下效之功,至于有没有作秀之嫌我们不得而知。
近日来,原本在非洲大草原上肆虐的蝗虫,开始扇动着翅膀向亚洲蔓延。它们飞跃红海,从中东地区一路向东,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印度,前进的速度让人惊恐。好在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是沙漠蝗虫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它们入侵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实,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蝗虫早就跳进了我们的历史,影响我们的文化与传统。
蝗灾是怎么产生的?
蝗虫本身并不可怕,农民们早已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自己与这大自然造物的紧密联系,知道它们正常的存在和繁殖并不会影响到农业的丰歉。然而,就怕蝗虫们非正常的出现并繁殖,成群结队之后形成的阵仗,那真可谓是遮天蔽日,路过之处寸草不生。
那么,蝗灾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有以下原因:
综上所述,因为蝗虫自身强大的繁殖能力,群居迁移能力强的习性,多爆发于干旱时节,而且是连年的灾害。
从公元前70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的这两千多年间,中国有记载的蝗灾有800多次,平均每3到5年就有一次。
以唐朝为例,唐代共发生蝗灾40次,秋蝗为18次,占总数的50%;夏蝗为15次,占总次数的41.7%;春冬两季总共为3次,所占比例不到9%。唐代连续三年发生蝗灾的记载高达19年,占蝗灾总年份的47.5%,而连续发生2年以上的蝗灾年份更多,共计31年,所占比例高达77.5%。
那么,历史上古人是如何治理蝗虫的呢?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人治蝗的态度是非常消极。
一、火烧法
在中国古代,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自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去其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诗经·小雅·大田》
蟊贼指的就是蝗虫,那时候古人苦于没法用人力控制害虫,只能祈求田神协助自己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用篝火诱杀之。
用火杀虫,这一点在唐朝也很常见:
“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旧唐书·姚崇传》
因此,可以看出“火烧法”,是古人治理蝗虫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挖埋法
简单点儿说就是挖坑将蝗虫活埋。这种方法简单粗暴,当然,面对黄灾时浩瀚如烟的蝗虫,不仅费时费力,也是收效甚微。
“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
——《全宋诗》·苏轼
苏轼的诗形象地描写了古人用火烧和挖埋方式相结合的治蝗办法,然而这一切似乎收效不大,于是人们对蝗虫由恐惧转变为敬畏。这一点从蝗灾泛滥的中原地区遍布的大大小小的“蝗神庙”就可以窥见。
蝗神庙里面供奉着“蝗头人身”的“蝗神”,老百姓与其说是把它作为偶像顶礼膜拜,不如说是在哀求它不要降灾。“古人对蝗虫既敬畏又渴望征服的矛盾心理,在膜拜蝗神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蝗虫并不是随意可以杀的,不仅仅它是蝗神,还因为古代统治者长期信奉的“灾异说”。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无力应对也想不出各种现象的成因,便只能将希望寄于想象中的神灵,进而发展出了“灾异说”这样一套自洽的吉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
关于“灾异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灾异说”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社会政治或统治者道德的缺失所致,是上天降下的惩罚、警示或者预兆。如果人们胆敢对这些自然灾害直接抵抗,就是逆天而行,违背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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