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4日，“劳动与社会：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论坛以网络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为会议进行了开幕致辞。

劳动议题与劳动概念

赵鼎新的致辞主要围绕劳动议题的重要性、劳动研究对于其他社会学领域的启发性以及近年来劳动研究的新发展动向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赵鼎新指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甚至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人类就一起劳动，一起生产，因此劳动过程一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主要社会学传统都对它有持续的关注。其次，赵鼎新强调，即便一些领域没有直接运用劳动过程概念，劳动过程理论也是这些领域的理论建构的重要关注点。比如，在人类学中，研究者就采集还是渔猎带来了文明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问题中，哪一种劳动过程更为重要成为核心关注点；在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关注到，在一些国家中奴隶制生产方式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比如罗马和美国，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在对农业的研究中，学者指出小农场（small holdings）、分成制佃农（share croppings）、商品农作（commercial farming）的劳动过程具有很强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农业、经济，而且波及到社会：一部分劳动过程可以产生凝聚力，另一部分劳动过程则带来大规模反叛。最后，赵鼎新梳理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最新形态。具体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于高度重复的简单劳动，泰勒制可以实现劳动控制。但是当生产需要劳动者的自愿合作时，泰勒制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所以游戏化的控制方式诞生了。随着当下数字经济的到来，另一脉络的学术讨论发展起来，即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这也是这次会议的关注点。

古罗马，奴隶驮着主人。

沈原的致辞则围绕着作为学术范畴的劳动概念进行展开。沈原指出这是数字劳动背后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代表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其讲演中梳理了历史上作为学术范畴的劳动是如何进入学术界和如何发展的。阿克塞尔·霍耐特指出劳动作为学术概念被大家所认知是近两三个世纪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所产生的。因此，这个时期锻造出来的劳动概念带有明显的工业化的印记——劳动主要指物质生产劳动；同时它也带有市场社会的印记——只有有薪酬的劳动才被视为正规劳动。后来，劳动概念也在不断演变：比如，家务劳动在女权主义的讨论中地位重要，由此无偿劳动得到广泛关注；又比如，服务业的情感劳动也被纳入劳动概念。虽然劳动概念日渐丰富，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基本面仍脱离不开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所指涉的“劳动”，工业化、市场化导致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成为了界定劳动的主流，并确定了当今劳动概念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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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劳动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沈原强调，曾经的基本面仍然是劳动概念的基础，但是这一概念在当下出现了很多新的形态。沈原希望学者们能够基于或超出这个基本面去探讨各种各样的新的劳动形态。会议所讨论的数字劳动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字劳动出现以后，劳动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一是劳动要素、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第二是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数字劳动的部分主体是工程师，不同于传统讨论中的蓝领工人；第三是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另外，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价值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需要进一步的学术研究。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讨论，劳动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探讨劳动新形态的阶段。这一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引起国内社会学界的重视。最后，沈原提出，希望浙大能够把劳动社会学当作浙大社会学系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浙大社会学系将在劳动与社会这个总主题下开展三次学术讨论，此次会议为第一场，第二和第三场的主题分别为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和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希望能够邀请国内更多的从事劳动研究的学者参与。

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数字劳动力

会议进入下一阶段，由哈佛博克曼网际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Mary L.Gray进行主题发言，发言主题为“The digital workforce pow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人工智能赋能的数字劳动力）”。她在发言初始说明，其研究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Mary Gray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学术工作集中致力于理解计算机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而跨学科对话对于理解工作的未来发展及其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非常重要。对于当下汹涌着的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人类劳动论调，她希望这次会议能让大家关注到人机协同的重要性。她指出，当我们讨论平台经济时，永远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所有的工作在物质世界中都有一定基础。即使称其为数字劳动，我们也应该思考，平台经济如何有效地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企业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在某个特定国家，还是依附于一套特定法规，其中都有一种需要学者关注的物质性（physicality）。另外，Mary Gray 对于平台劳动何以变得如此“不可见”（invisible）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平台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保证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平台通过程序管理劳动力，随之拉开了消费者与他们的距离，这导致了劳动力的不可见以及此类劳动的贬值倾向。Mary Gray对中国学者对这类工作的关注表示了欣慰，她指出，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不具备语言能力以及渠道来研究中国的数字劳动，这次会议因此极其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展现中国数字劳动研究是如何有效地呈现劳动嵌入不同情境和制度环境带来的差异性。

人工智能

接着，她提到为什么她在研究中将一部分数字劳动称为“隐匿劳动（ghost work）”，并指出，人类判断和算法之间保持互补关系，数字劳动中存在着“最后一英里悖论”，因此数字经济对人的需求将持续存在，完全的自动化实际上难以实现，它所做的只是不断地拆解工作，这种发展趋势意味着全职工作将在未来社会在极大程度上被重组或者被彻底取代。接着她指出隐匿劳动存在六个关键特征，包括：没有单一的工作地点；没有单一的名义雇主（employers of record）；没有统一的职业身份；全球网络连接的独立劳动力；工作成就更多是基于集体的；缺乏法律规范。Mary Gray在发言最后指出，这类隐匿劳动缺乏保护的状况是全球性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对于隐匿劳动进行反思时，我们应该应跳出“失业/受雇”的二元化观念。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种工作意味着什么，如何让这种变化有利于更多劳动者。这种数字劳动力将是工作的未来，但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连接与共识。

从标注工到网红

论坛第一场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主持。首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做了题为“The Space-time Game: Disbaled workers in China's AI data labeling industry”（时空游戏：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中的残障数据标注工）的报告。夏冰青以残障数据标注工为研究对象，反思资本是如何通过在时空维度上的剥夺完成资本积累，探讨资本和劳动力如何在时空压缩的情景下重新完成分配。首先，夏冰青简单地界定了数据标注工作：它是在原始数据中添加文本或标签，包括照片、文本、视频、音频、3D数据等，经由这样一种劳动生产出精简且高质量的数据，为机器学习算法理解真实世界提供基础。接着，夏冰青介绍了研究的田野情况：研究共覆盖分布在5个省份的7个田野点，其中两个是政府主导的妈妈工组织，四个是由NGO主导的残障组织，两个是高校主导的学生工组织。夏冰青用“算法补足组织” （complementary organisation to the algorithm，后简称COTA）这一概念概括三类组织的共同特征，强调其与算法之间的直接关系。她通过田野故事对残障组织研究的发现进行了呈现，即“画一个大饼”（dangle a carrot），这和中国的两个特殊现象相关——“挂靠”和深圳户口。首先，针对挂靠现象，夏冰青梳理了这一灰色地带的产生和发展路径，并指出COTA瞄准“挂靠”现象背后的制度控制：通过给残障人士提供挂靠雇佣、现金支付挂靠酬金并收取中介费的模式运作残障标注产业。而对于深圳户口，由于有深圳户口的残障人士可以享有诸多社会福利，例如以低廉的价格租房、买房，一些街道对于工人还有额外的福利政策，工人希望将自己的深圳户口落到这些街道。在这些区域的COTA就承诺设立集体户口用以吸引、激励工人。但是夏冰青指出，这些承诺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甚至会破灭。最后，夏冰青对整个研究进行总结，强调COTA在标注行业通过时空压缩的模式有效重置了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它有效地组织了劳动力池，保证了AI信息的安全性，激励工人提高标注精确率，并降低了人员流动。

户口本

其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分享了其题为“Between Comput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Role of Complimentary Organization in the Data Labeling Industry”（游走于计算和算计之间：数据标注产业中的补足组织）的研究。研究以标注工为研究对象，采取多点民族志的方法，针对算法控制和再中介化趋势的讨论，提出了“算法补足组织”（COTA）的概念。其研究对这类补足组织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