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繁华，人间烟火，汉唐之后的迷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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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盛唐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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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宝良 知名历史学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洪武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

华夏儿女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册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英雄。

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以及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础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为旧的社会观念所容，必然会同旧的社会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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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具体表现为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闲暇时间渐多、旅游风尚日盛的今天，这句话已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苏州的闻名并不仅仅因人造的园林之胜，杭州的名扬天下也不只在于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这两座城市中的人。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苏州人又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为海内所效仿。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概称为“苏样”；人们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记载，有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一时想不出如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

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地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人又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北京、南京又是如何呢？明代城市中曾流行一句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说的是出生在苏州的沈万三。这个沈万三究竟是死于元末，还是卒于明初，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即使如此，在民间传说的话语体系中，他曾因修建南京城而着实风光了一番，并因家有聚宝盆而留下了富可敌国的盛名。北京的枯树年头一定很久了，当然是虬曲的，或许还是一株折干掉枝的歪脖子老槐树，但不知在哪条胡同内，史无明载，不敢妄测。不过，南京、北京绝不是一个沈万三、一棵枯树所能代表的。他们或许一度是南京、北京的象征，但绝非这两座城市生活的全部。南京的扬名，除了六朝古都的名头、虎踞龙盘的形势，很可能与秦淮河两岸的河房、河中的桨声灯影以及旧院中的名姝有关。北京城给外方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也莫过于棋盘街的车马人声，灯市、宫市的古玩、方物，新帘子胡同的小唱、娈童，以及皇城外的“私窝子”。

扬州有“盐都”之称。盐为一日三餐所必需。徽州盐商云集于此，除了求利，恐怕也是看上了扬州是烟花粉黛聚集之地。他们心中想的是二十四桥的风月，那里曲房密户，妓女逐队倚门卖笑，是销魂的好去处。要不然，就是看上了扬州懂得琴棋书画的“瘦马”，娶回去做小妾，以尽于飞之乐。

开封城的繁盛，早已是北宋年间的旧事，大相国寺也只不过给人留下了淡淡的一点回忆。明帝国内的百姓看上开封，也许是因为城内设有“淫店”，从那里可以买到专供淫乐的稀奇古怪的淫具、春药。

“苏州样，广州匠。”广州工匠的产品在明代很闻名，不过，若说起知名度，还应推广州濠畔朱楼。据说在盛平年间，濠畔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倘若不信，请看孙典籍的《广州歌》：“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粉腻生活，亦可想见。

中国人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留下了现在名扬四海的“孔府菜”。清帝国的皇帝被赶下龙椅后，清宫菜满汉全席、民间菜烤鸭却被保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明帝国倒是颇有些遗憾。明宫内的名菜烹龙炮凤，大可与满汉全席媲美；从当时的风靡程度来看，杭州的烧鹅也绝不比北京的烤鸭逊色。两者的失传，实在是件憾事。否则，今天的老饕们在大饱口福之余，也可谈谈明宫掌故、杭州风情，以助雅兴。

大家都知道，城市是被一堵甚至几堵城墙围起来的空间。城墙里面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峨冠博带的士绅；有走街串巷，打着各种响器，一年四季吆喝市声不同的贩夫；有高捋袖口，攮子秤锤不离身的无赖光棍；有衣不蔽体，存身冷铺、悲田院的叫花子；有穿金戴银，一身妖气的名姬、歪妓。

不过，在明帝国的城市人中，最惹眼的莫过于商人、妓女。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明代中期以后，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此不疲。张来仪《静居集》中有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如此看来，这不仅是商人生活的剖白，简直可以看作一曲“贾客乐”。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社会声誉，光耀门楣。汪道昆《太函集》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商人已不满足于掌握“贾道”，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博取科第，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商人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墨客，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他们在醉饱之余，对精神享受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

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商人的地位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据说，被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曾对一位徽州的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朋友却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王世贞无言以对，只好付之一笑。这则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他的朋友眼界更高，一言道破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而羞于言利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

曾经与士子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剧的妓女，在从良上也开始转向拜金主义。文名颇盛的状元钱福，息归田里后，听人说江都某妓动人，就整装去江都，但此妓已嫁盐商。后因贾人重状元才名，才得以与此妓一见。为此，钱福只好撰一绝句嘲讽这位妓女：“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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