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历史上宋神宗颁布农田水利法有哪些作用
宋神宗是中国宋朝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皇帝，在当时的宋朝史上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宋神宗的父亲是宋英宗。宋英宗其实是当时的宋仁宗收养的一位养子，因为当时的宋仁宗后宫没有了儿子，无奈之下，宋仁宗便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但是的宋英宗。宋英宗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在位期间只要4年便驾崩了，驾崩后宋英宗采用嫡长子继位制把皇位传给了宋神宗。宋神宗上位后大肆地整改当时社会的形态，改变了当时设计胡积贫积弱的局面，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出现在宋神宗期间，宋神宗也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不过，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太过于超前，所以导致人们越来越穷。最后随着宋神宗的驾崩而失败了，当时王安石变法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就是颁布农田水利法，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颁布农田水利法的具体内容以及作用吧!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农田水利法确实让当时的国家富起来了。因为，农田水利法内容大致是国家兴修水利工程，兴修的水利有利于农田庄稼的生长，在修建的过程中，用过分配到家的做法，也最大程度的避免了贪污的出现，其实，这种做法小编觉得是非常厉害也非常明智的一种选择。
不过，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收到了司马光等人的极力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当时的王安石害怕变法影响到自己的利益，毕竟，新的变法改变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便有了曹太后对宋神宗说的一句话王安石的变法是在扰乱天下。但是宋神宗也是被大家左一句右一句地说得心烦意乱了。
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宋神宗的死去而失败了， 不过，王安石变法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总体来说，还是一件有功无过的变革。
历史上的宋神宗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一、对于神宗的总体评价
即位之初的宋神宗血气方刚、奋发有为,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这也反应出他做事过于操切的毛病。
在熙宁变法进行到艰难中,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几次表现出犹豫动摇,以至安石说他:“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得熟!”实际上,神宗作为君主的思路与安石 有所不同,他必须更多考虑协调新党旧臣的关系,更多考虑把握 富国与敛民之间的尺度。
在对西夏较量上，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一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心,安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然而在一次次军事失利后，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时面对辅臣失声痛哭群臣不敢仰视。对西夏的永乐之役大大刺伤了神宗,史称“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
他的强兵开边梦彻底破碎了。不仅精神委顿不振,病情也日渐加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辞别了人世。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绝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
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将士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
二、熙宁变法中的宋神宗
1.继位之初的局面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副摊子。
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
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仅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官员数增加一倍。
而军队的增加更是触目惊心,治平年间的兵额竟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
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庆历新政时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新政天折而延宕了下来。其后,表面危机似乎因宋夏议和而缓解掩盖,但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自庆历、嘉祐以来,当世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张方平、文彦博、韩琦,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2.启用王安石
就说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度支判官任上,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王安石见不用他的政治主张,一直不愿入京任职。对此有三种说法:一说他是沽名钓誉,以期博得更高的声誉和职位;一说他对当时奔竞之风不满;一说他是把地方官作为一种历练,以期积累经验实现更大的抱负。
究竟何说为是,很难断定,但他却因此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以至朝野无不认为王安石这样才高学富、难进易退的人才不作执政太委屈了他。天下之论都以为“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大有“安石不起,奈苍生何”的企盼。
神宗对王安石之名,早就如雷贯耳,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但安石仍称病不至。神宗询问宰执,宰相曾公亮力荐王安石有辅相之才”(一说其意在于排挤另一个宰相,即三朝重臣韩琦)。但参知政事吴奎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临事迂阔、文过饰非的人。
韩维建议,任用安石不能操之过急。神宗便命王安石改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五个月后,征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
这时恰逢韩琦罢相出判相州,神宗问他王安石是否可以大用,韩琦以为他当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却不能处辅弼之地。但神宗力排众议,经常找安石“越次”入对。神宗曾问安石如何看待唐太宗,安石以为应该取法乎上,直接效法尧舜。神宗说你对我要求太高。希望今后辅佐我,一起完成治国大业。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有段对话。神宗问:“世人都认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安石答:“世俗都以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不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神宗很赞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继续问当务之急是什么,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最是方今之所急。”神宗让他拿出一套方案来。
二十余日后,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筹划与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
3.变法的评价
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培养变法的后继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方面的新法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而对熙宁变法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理财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这里,倘若试图对新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抑或折衷的评价,都能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