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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有名律师是谁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苏义飞：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
朱树英：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
宋中清：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王步林：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杨伟程：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张思之：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岳成：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孔晓艳：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肖太福：北京泰福律师事务所
律师界领军人物有谁
张思之，1927年11月生于郑州，1957年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1979年“右派”问题
“改正”，旋即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组长。1988年，创办并主编《律师》杂志。张思之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后辞职成为专职律师。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香港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评讼。2010年获《时代周报》时代人物，《中国律师》杂志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获《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国年度魅力人物”。
张思之的人物履历
十八中学是东北内迁学校，1946年，学校回迁东北。张思之随校迁徙，但他的目标是北京，他向往这座历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来上学。但到西安时，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强留，进入一所教会中学，上了一年高中。教会学校管理严格，要开除一名违背了“晚上十点后不能看书”的校规的同学，张思之带领同学罢课，抗议成功，学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学期开学前，学校劝张思之“转学”。但他又转了入一所教会学校，他的“案底”被传到新学校，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正要毕业统考，学校不打算给张思之文凭。于是，张思之毅然离开学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
1947年，在颠沛流离中上完中学的张思之，要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了。他志向远大，并且“学习不好，考试还行”，当时名气不小的朝阳学院把他录取了，他还不高兴，他想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无奈父亲听到消息，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 好不容易有个能安身读书的地方，他决定好好读书。凭着父亲做医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够的钱，供他买了很多书。1948年，满怀正义感的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称为“就这样上了船”。
学校的革命环境险恶，卧底学生甚至是带枪的。而张思之在学校又搞海报又出壁报，十分活跃。1948年12月2日，这个日子张思之一辈子都能随口说出来。那天晚上，他觉得似乎不妙，就去问他的“上线”（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说今晚可能要闹事啊。上线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小心一点就是了。
事实上，这时，特务已经总动员，要抓一批人。张思之不放心，告诉他情况很危险，就走出门来，正看到自己的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他立即从二楼跳下，跑去通报他的下线。路上，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一位同学要张思之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他在外面接应。张思之寻找出校门的机会，看到几个特务才吃完饭的样子，聚在校门，他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滚，滚出了校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张思之就这样“滚出了朝阳学院”，脱离了危险。
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夜躲藏，张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准备离开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走了，傅作义就要投降了，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共产党接管了。张思之回来了。既是朝阳学院的，顺理成章地就进了法院系统。 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
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两个反党小集团”——你说我反党，我说你反党。
1953年，反高、饶集团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法院开了一个月会，“两个反党集团”坐在一起“加强团结”。一个月会期，张思之“死不开腔”。到了最后一天，领导说，你一句话没有讲，恐怕要讲点。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整整五个小时。当场就有人“敲边鼓”，说他“讲得太好了”，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现在看起来，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而当时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长”。
1954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先学习各种文件，再放在自己单位学。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另两人把他揭发了，他“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月后，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放了出来。其实，张思之“不仅认不得胡风，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胡风的书很难看的”。
放出来的张思之，还想问“整了我这么长时间，总要讲清楚嘛”。他哪里知道，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接下来就是审查“特务张思之”。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而且是“特务连”。“特务”审了一年。结论是，“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
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我当然不干了！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还要‘经查’，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长在会上说，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问题立即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而上传。于是他成了右派，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个级次。张思之不属于很重，第四类：降职降级，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
从1957年到1972年，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
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他对学生满怀热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 7年后，即1979年，张思之52岁，有关部门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属错划。
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划为右派之初，他甚至觉得“划得对”：毛泽东同志还有错啊，肯定是我错了嘛。到平反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他认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二十多年来，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他玩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经常住办公室。”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
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在此之前，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迎来，他被卷挟而去。
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昔日的“女皇”声称“不要叶、邓派来的人”，她不习惯跟人平等说话，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后来不欢而散。
接着，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政治局委员）辩护。
作为“两案”被告的辩护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