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爱情史诗，浅析牛郎织女故事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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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千年的文化不仅积淀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也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体现。

这些在民间形成发展的故事传说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凝结着各朝各代人们的想象，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华。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思想文化的变迁与时代背景、社会变革关系密切，神话传说也自然受到当时当代社会背景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朝代的变更，历史的前进变化发展。

牛郎织女的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首，从先秦时的《诗经》到明清小说、戏曲，故事结构从一开始的星辰神话，逐步发展为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

经过无数改变，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乐于吟唱的对象。这个看似普通的神话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时至今日仍能受到人们的喜爱呢？笔者将从先秦时期的星辰神话讲起，探索牛郎织女的源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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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辰神话：先秦时期的《诗经》

我古代先民历来重视星宿天文的观测，牵牛织女星的产生也是由观察而来。最早记载牵牛织女的文献可以追溯到《诗经》。

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录诗歌305首，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历史面貌。

内容涉猎广泛，有爱情婚姻、农事、战争徭役、星象天文等各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俗、生活状况。

《诗经》关于星象天文地记录不是创作者的闲情偶记，而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在生活中长久观察，在劳作中积累经验所得，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如《诗经·豳风·七月》中按季节顺序记录农事活动，其中重要农业活动的时间节点常与天上星宿相关。

出自《小雅·渐渐之石》的“月离于毕，伴涝沱矣”，月亮靠近毕星，就会大雨滂沱。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星星便是人们的晴雨表。

《小雅·大东》中关于牵牛织女星的记载最多，“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只见那三足鼎立的织女星，整日整夜七次运转，忙忙碌碌，但即使一日一夜位移七次，也织不成美丽的文章。

再看明明亮亮的牵牛星，也不能像人间真牛般拉车。

用牵牛织女星的不作为讽刺当时统治者的庸碌，表达人们的不满。可以看出此时的牛郎织女仅是两颗星星，尚未拟人化，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

但已经有了织女织布，牵牛拉车的雏形，映射出古代农耕社会的影子。此外，《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了古时人们观察天文星象的真实所得。

其中牵牛位于银河东侧，织女西侧，在七月时织女星会东向正对着牵牛，这也为人们后来银河相会的想象埋下了种子。

二、步向人世：两汉时期的《迢迢牵牛星》

西汉时儒家思想成为主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地统一，天上一切都是地上万物的映射。

对星辰神话的象征意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先秦时期发展到两汉，星象的作用也从指示向暗示转变了。

加之两汉时期石像的物化、文人诗歌的创作，进一步推动牵牛织女星的人格化，并逐渐生发出爱情。

据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是一头用来祭祀的牛，而“织女”已是天帝之孙了，此时两者地位有了明显差别，为后来牛郎织女身份悬殊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征伐西南诸国，凿昆明池，立牵牛织女像于两侧，受到百姓们的顶礼膜拜。

这便是牵牛首次以人形出现，不再是星辰，也不再是祭祀牲牛。

西汉时牵牛织女虽已人格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更未生发出爱情。

到了东汉末年，文人骚客以牵牛织女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增多，故事的主题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西汉时隔水相望变为恩爱夫妻饱受隔离之苦，寄予无限同情怜悯。

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美丽的织女终日操弄机杼，素手擢擢，机杼札札，却因相思泣涕涟涟，始终织不成完整的布匹。

两人之间只相隔一湾清清浅浅的银河，却只得脉脉相思，不能言语。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此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已初具雏形，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古诗十九首》内容多为游子思妇，如《孔雀东南飞》也是恩爱夫妻被迫分离。

《迢迢牵牛星》正是基于“牵牛”、“织女”、“银河”三者现实的物理现象，结合当时战乱频繁，夫妻饱受分离之苦的社会背景，生发出这样一个悲情的故事。

三、世俗伊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思想文化自由活跃，许多文人以牵牛织女为体裁进行了不同创作，或同情二人之遭遇，或借此表达自身的思念之情。

此外，佛道玄学在当时十分盛行，志怪小说深受人们喜爱，保存了不少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

这类小说中关于天界、神仙的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发展。

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对于神仙生活的想象，认为“天河与海通”，天界也有织布的妇人，牵牛的丈夫。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常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中。”

牵牛为娶织女向天帝借钱二万下聘礼，久未归还，因此被驱逐关在牢房中。

这时的牵牛与现在人们印象中憨厚朴实的形象大相径庭，牵牛自身的错误是造成其与织女分离的主要原因。

而《荆楚岁时记》在另一则故事中却将两人分离的原因归咎于织女，指出织女嫁与牵牛后因情废织，为天帝不忍，从而遭受处罚。

这与彼时的生产制度和封建礼制密切相关，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影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盛行，加上儒家礼教观念的影响，推进了牛郎织女故事世俗化的进程。

从《荆楚岁时记》中可以看出，此时牵牛织女已被世俗化，不再是迢迢姣姣的星辰，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具有人性，牵牛会欠债，织女会惫懒；

天界也同人间一般，赏罚明确，等级森严。故事中掺杂越来越多人们世俗的思想和愿望，为后来牛郎织女天河分离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融合颠覆：唐宋时期的《灵怪集·郭翰》与唐诗宋词

唐朝前期与北宋时期，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不仅大量输出文化，也从周边各国引进不同的文化。

开明的政策为各类文化的发展融合提供了自由的环境，文人骚客各施其能，成就无数精彩的传奇故事与诗词歌赋。

此时，唐传奇中对牛郎织女的刻画颠覆了传统，诗词的蓬勃发展使得牵牛织女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意象。

我国文学史上小说发展较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短小简单，多记录神鬼传说或文人轶事。

唐传奇不同，记录的是人生百态，颇有生活气息。唐代张荐的作品《灵怪集》中有一篇名为《郭翰》的传奇。

其中描述的织女与人们认知中的形象大相径庭，讲述了织女不耐寂寞下凡与郭翰私会的故事。

这篇传奇中的织女虽与牵牛有一年一度的七夕之约，却不在意牵牛的想法，向往人间自由自在的生活，夜夜来会才子郭翰。

这则异化故事中的织女不再是辛勤劳作的织妇形象，变成用情不专贪图享乐的放荡形象。

这种颠覆性创作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织女身为仙女的想入非非，也与当时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关。

《郭翰》在当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但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继承与创新，这则故事中已出现人神相恋的情节。

虽然对象不是牛郎，但为后来牛郎化身凡人的想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影响了后世牛郎织女故事的再创作。

在唐诗宋词中，有关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的作品枚不胜举。唐朝初期与中期多以描写七夕相会为主，或表达同情或记录风俗，大都脱离现实。

盛唐时，社会渐趋动荡，七夕诗的创作才逐渐与现实结合，或表达思念，或提醒人们重视离别，或寄托孤独寂寞等，如孟浩然的《他乡七夕》，韦应物的《七夕》，杜牧的《秋夕》等。

宋词更是有以《鹊桥仙》为词牌名专写牛郎织女的故事，进一步推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创作发展。

如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寄托着希望牛郎织女终得团圆的美好愿望。

这种期待符合民众和文人墨客的向往和期待，被后世反复咏唱，使得牛郎织女成为诗歌中的经典意象。

五、最终写定：明清时期的民间传说

明清时期，民众的需要使通俗小说和戏曲蓬勃发展，牛郎织女的故事进入人们的创作中，从唐宋时的抒情为主转向叙事为主，文学作品层出不穷。

由于地域、文化等的不同形成了许多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明朝时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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