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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封建王朝统治周期律
首先要定义清楚什么是封建王朝。所谓封建，就是封邦建国，要有诸侯，还得是贵族化的诸侯。中国历史上唯一严格的封建王朝是西周。
自从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真正的封建王朝了。
中国自秦始皇之后，是一个皇权官僚郡县社会，2000多年来都没有变化。所以谭嗣同说：皆秦政也。
所谓的周期律只不过是皇权的周期律。因为皇权社会的枢纽是皇帝，而皇帝是通过直系血统来继承的，明君的儿子不一定是明君，每个朝代都会出现昏君，这是人口生殖因素决定的。
中国的皇权是没有一个决定因素（议会之类的）来制约的，说白了，皇帝想咋干谁也没权力拦住。
而官僚社会，会有一个逐渐僵化腐败的过程，这是官僚科层的性质所决定的。官僚制度，是一个条块化的规章所规定的，官僚们只是一堆螺丝，只负责自己螺母的这一部分工作。而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与现实有部分脱节的。封建贵族不同，他们有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古代官僚只接受官僚系统自己的内部约束。所以古代官僚的僵化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昏君与一个腐败僵化的官僚集团相叠加，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王朝更替。如唐僖宗，宋徽宗，崇祯。
一个昏君与一个清明的官僚集团叠加时，不一定天下大乱。如明英宗。
一个明君与一个腐败僵化的官僚集团相叠加，也不一定天下大乱。如唐宣宗。
本人认为，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不必纠结于一个固有模式，或者纠结于欧洲中心主义。而是要切实地分析本国的历史，抓住主要的稳定因素，暂且不考虑局部或暂时措施。一国历史早期阶段的划分标准，不过是两点：
一，政治制度（主要是官制）。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1，皇帝天子的权力。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界限
2，中央官制。天子与官员的主要关系。
3，地方官制。中央与地方的主要关系，中国是大国，这一点很重要。
二，土地制度。古代社会以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为最重。中国古代土地的名义所有权是天子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从唯识史观看，地制主要属于社会色法，官制主要属于社会名法，两者是相互依持的关系，并没有谁决定谁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地制、官制，才能判断一个社会形态。
夏朝以前是一个阶段，这里姑且不谈。
夏商是一个向宗法社会过渡阶段。
1，周朝是一个天子宗法封建井田社会，天子与中央官制都是宗法制，对地方采用封建制，土地采用井田制。有些细节当然可以讨论的，但主体历史就是如此。
春秋战国是一个过渡，礼崩乐坏，宗法、封建、井田全部被逐渐破坏。
2，秦汉是一个皇帝察举郡县名田社会（秦朝是一个军功国家，战争过渡期无法向和平过渡），皇帝集权，宰相与官吏分权，官员的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和任子制，选拔机制还比较初级，封建制被逐步废除（西汉七国之乱），郡县逐渐占据主导，土地采用名田制。
东汉末年和三国是一个过渡，皇权衰落。
3，两晋南北朝隋唐前期是一个皇帝门阀郡县均田社会，皇帝与门阀共治天下，九品官人法。隋唐开始了科举制，但还不占主流。
晚唐五代，门阀衰落。
4，宋元明清是一个皇帝科举郡县私田社会，皇帝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官员以科举为主流，土地已经私有化为主。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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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为何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规律呢
（一）
以今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总是给人以很诡异的感觉，因为它的过去往往是错误的一再重复上演，而且是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在不断复制着以往的错误。
表面上看，中国历史中的朝代更迭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但从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却有着诸多不可思议之处，因为这一历史现象完全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直线运行，而是以近似圆形的轨迹在有规律地演进，每一个新王朝的兴衰几乎是上一个旧王朝兴衰的复制版，腥风血雨中发生的朝代更迭其实是以画圆圈的方式演绎着“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周期性规律。
当真实的历史以这种循环往复的方式不断复制错误时，其荒诞不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拥有官方修史体系、又特别重视“以史为鉴”的国度，显得尤为荒谬，似乎历史上继任的庞大政治集团从来就不曾认真吸取过经验教训，其相当矛盾的强烈反差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谜一般的雾团。
（二）
对此疑惑，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见于正史上的答案基本一致，不外乎一个王朝在兴盛初期政治清明，并由此步入盛世，到了后期腐败堕落，造成严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失衡状态，进而开始衰败，但这样的答案与古人并无差距，可错误还是在不断重复，显然这样的认识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或经济上的民不聊生等因素，同样会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各个王朝政权，不会单单只出现在中国，但西方的欧洲王室没有出现这种高度规律性的政权更迭现象，就是在东方的亚洲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没有上演如此频繁的朝代更迭，在整个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大致相同的状态下，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规律就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上的问题所能概括的，还应该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三）
其实，中国历史中的这一特殊性规律与本身的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
因为中国历史从未经历过神权政治的统治，宗教信仰在中国文化起步的青春期就遭到了儒家先贤们“子不语鬼力乱神”的阻止，中国文化上的早熟，使宗教在最富创新活力的思想建设期就远离了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领域，并始终处在自我发展的状态。
这就导致中国帝制时代的“君权神授”或者“天意”是一个文化上的模糊概念，只具有帝王政治中礼制规范上的象征意义，并不具备精神信仰上的约束力，所以很早就受到了贫民政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化颠覆，与欧洲上帝的代牧者或日本天照大神的授命者这种神权政治下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其政治权威更容易受到贫民阶级“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文化挑战。
（四）
因此在失去宗教权威的统治基础，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政治身份建设者的排除之后，中国社会更具有不合作状态下或者政治和经济逼迫下的造反精神，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爆发大规模推翻政府的武装暴力，甚至有些朝代终其一朝都存在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的王朝政权始终逃脱不了周期律的支配。
文化传承上这种与身俱来的造反精神，其实反映了一个民族更加浓重的暴力色彩，当以拳头或武力解决问题逐渐成为传统主流价值观时，往往会以集团化的暴力倾向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并成为政治的颠覆性力量，但这种力量首先不是建设性力量，而是以其天然的流氓无产者身份成为社会的巨大破坏力。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基本上都是在毁灭、建设，再毁灭、再建设这样的圆圈中循环往复，每一个新朝代的建立实际上又回到了旧朝代的原点，在推动社会变革上的进步作用十分有限。
恰恰是这种文化传承，却隐伏着中国社会不具备民主精神的文化缺陷，浓重的暴力色彩支配下，使我们很难培养以对话和说服方式解决政治争端的民主精神，更无从实现公共事务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身份认同，从而使中国在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上更为艰难，因此在中国社会培养民主精神远比呼呼民主政治更为重要！
现在的美国有可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吗
美国的强大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得来的。美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努力提高综合国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1.美国的强大不是靠运气得来的，美国在1935年就是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而苏联是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因此美国和苏联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打败了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
2.美国的国土面积是963万平方公里，比中国还要大。美国还有例如关岛、波多黎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