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秦国铜戈，两封秦兵的家书，一场秦楚两国的暗战：郢陈攻防

 

根据文献记录，当年秦国以摧枯拉朽般的气势，用时九年就迅速洗荡了各国反抗的力量，完成了统一大业。

如今我们站在后世视角来回顾这段历史，以当时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说，似乎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毕竟列国的国君和贵族们都已经“谈秦色变”了，还有谁能抵挡强锐的秦军呢？

然而，不少人忽略了秦国统一之前面临的政治挑战，

不仅仅是用军事手段来统一华夏版图的问题，秦国可是要全盘废弃周朝留下的政治遗产，打造一个前所未有、高度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王朝。

实质上来说，秦统一就是秦王嬴政主导的一场变革旧秩序的社会革命，

即使秦国历代国君能臣早已为嬴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底秦国只是匆匆完成了版图统一，

井田制虽然走到了它的尽头，但人们的意识形态尚未转变，

所以在秦统一的过程中，不难想象必然会有一小撮奴隶主复辟派或明或暗地与秦国对抗，

这意味着秦灭六国的战争决非摧枯拉朽，起码相当激烈才是，

可是历史文献中，却对此语焉不详，

好在，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将我们的视线拉回了那个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时代。

先为秦国高级政要、后为末代楚王，昌平君，他究竟是谁？为何反秦？

秦墓墓主人“喜”又将带给我们什么线索呢？

两封发自战场的家书，竟然指向了秦楚之间的一场暗战？

让我们从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说起，试着去还原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一段令人困惑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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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从蓟县运来的一批废铜烂铁在天津，即将被拣选后扔进熔炉里处理。

忽然，眼尖的文管所工作人员从这批废铜中拣选出了一件残损的铜戈，

这件铜戈“内”的两面都刻着细如发丝的铭文，

一面刻着“郃阳”二字；

另一面则刻着三行铭文共十七字，如下：

十七年 丞相启状

造郃阳

嘉 丞兼 库 工邪

经鉴定，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兵器。

其实像这样刻有铭文的秦国兵器并非首次发现，

可这件铜戈却很特殊，上面的铭文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

解读上面的铭文，大意是说：

这件铜戈于某位秦王的十七年造于郃阳县，由丞相启、状负责监督，铸造工师叫“嘉”，副工师叫“兼”，工匠叫“邪”，仓库保管人叫“”。

短短十七字，概括了这件兵器从生产工人到仓库保管、项目负责人到总监制丞相，每个人都要在上面留下姓名，

而每个名字的背后，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就是秦国的“物勒工名”，一个层层倒逼、严密有效的问责体系，没有谁能置身于法外，

可见秦军强大的作战能力背后，

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批批工艺精湛的强弩利矛、金戈铜剑的支持，

不过让学者们为之着迷的并非是这件铜戈本身，而是上面令人困惑的铭文。

“十七年”，指的是哪位秦王的十七年？

它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十七年”，指的是哪位秦王的十七年？

这件铜戈经鉴定是秦国的，

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在秦国近六百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三十几代国君，在位长于17年的也有15位之多，

如何才能确定这件铜戈所在的年代呢？

好在铭文中的“丞相”二字给我们指引了方向，据文献记载，秦国在秦武王二年的时候才开始设置这一官职（出土文物“秦更修田律木牍”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无异于让我们追溯的范围缩小到秦武王时期至秦国灭亡这103个年头里，

这期间秦国的国君有以下七位：

秦武王(在位4年)、秦昭襄王(在位56年)、秦孝文王(在位3天)、秦庄襄王(在位3年)、秦始皇(在位37年)、秦二世(在位3年)、秦三世(在位46天)。

显而易见，以上七位国君中，唯有秦昭襄王和秦始皇嬴政达到了在位纪年的第十七个年头。

这下到了“二选一”的环节，这件铜戈是这对曾祖孙俩中的哪一位在位时期的产品呢？

铜戈上的丞相的名字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当时在任的丞相是“启”和“状”二人。

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的时候，寿烛被免职，而秦昭襄王的舅舅、宣太后异父同母的长弟魏冉复相，

也就是说，秦昭襄王十七年的时候，出任相邦是穰侯魏冉，

顺便说一下，

秦国的相国（相邦）和丞相是不同的两个职位

，《汉书》说“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将相国、丞相混为一谈，

但出土文物证明这是错误的，例如“

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豆

”，这说明相国与丞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官职，而且是同时并存的，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相国地位高于丞相。

魏冉，亦作魏厓、魏焻，在出土文物里也有不少由魏冉领衔监造的铜戈，皆以“冉"字署名，是既不叫“启”也不叫“状”，

而且当时的丞相是谁？是魏冉兼任还是另有其人？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在一边，再看看嬴政的丞相有谁。

从历史文献和出土器物铭文来看，担任过嬴政相国、丞相的有吕不韦、昌平君、隗状（《史记》误记为隗林）、王绾、冯去疾、王绾等人。

他们的姓名，不仅见于史书，

其中隗林、王绾、李斯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第二次东巡时琅琊石刻碑文的十一个大臣之中，

此外《颜氏家训·书证》说开皇二年五月，有人在长安掘得秦时铁称权，上面刻有铭文“乃诏丞相状、绾”，江苏东海县出土秦铜量、甘肃镇原县出土秦铜板诏皆云“乃诏丞相状、绾”，

显然“丞相状”应该指的就是丞相隗状，

隗状排名在前，当是右丞相，王绾排名在后，当是左丞相，

由此可见，这件秦戈上的“十七年丞相启状”中的“状”，也应当为隗状，

且按排名来说，隗状当时是左丞相，

综上所述，秦昭襄王和秦始皇这两位国君之间，还是秦始皇身边的丞相符合铜戈铭文上的名字，所以

这件铜戈应打造于秦王政十七年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鼎鼎大名的吕不韦在秦王政十年因受嫪毐之乱牵连，被免去相国一职，次年就饮毒自尽了，

奇怪的是，从吕不韦被免相（前237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

这十六年的时间里，秦国的丞相任免出人意料的模糊，究竟是谁接替了吕不韦我们不清楚，有没有丞相我们也不清楚，

这件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出现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十六年中秦国是有丞相的，其中一个是隗状当时是左丞相，还有一个右丞相“启”，

既然如此，“丞相启”是谁？

这是这件铜戈上的铭文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神秘的昌平君，浮现出来

梳理出了铜戈的制造年代，我们先将嬴政的丞相们整理进一个表格里，这样看问题会更加清晰：

如上图所示，不难发现，在秦国的丞相中，除了铜戈上说的“丞相启”，还有一个人物显得很突兀：

昌平君

有意思的是，在秦国历史上，除了以上两人，其余出任过相国或丞相的人，都在历史文献中有名、有姓、有踪迹，

可为何秦国历史文献中没有“丞相启”这号人物呢？好歹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丞相，为何不见于史？

更有意思的是，莫说“丞相启”，就连另一位神秘人物昌平君的事迹在其他先秦及秦汉史籍均无论述，

仅见于传世文献《史记》中，前后也只有4条记载，且从未承认过昌平君是丞相，如下：

1.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由于长信侯嫪毐作乱，“王（嬴政）知之，令

相国昌平君昌文君

发卒攻 ........

2.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3.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4.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此外，虽然秦汉时期的史籍都未承认昌平君是丞相，但唐代司马贞主持编写的《史记索隐》里是这样考证的“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城，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

昌平君是这位历史人物的封号，他姓甚名谁我们一无所知，

本来呢，史书上缺失某个人物的生平倒也不是什么多稀奇的事，可同时有两个秦国政要，在同一个秦王当政时期都缺失了生平，这件事就真是奇了怪了，

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

昌平君与丞相启是同一人？

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秦国的历史没有向我们披露昌平君的相关信息呢？

这四条记录又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谜团里，看来只有先解开昌平君的这个谜了：

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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