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啥坐小车？可能是借鉴了南北朝时期名将韦睿的形

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答——历史上名声最清白无暇的人物是谁？获得最高赞的答案也不出所料，那一定是诸葛武侯啦。

当然，作为没少跟亮哥打过交道的同时代中人，比如曹操父子、司马懿、孙权、刘禅、魏延等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不过谁在乎？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那个时代的当事人共同谱写的，但却要由后人来归纳整理再加以评说方才能得以流传。人家陈寿可是诸葛丞相的超级小迷弟，这个事实就算曹操、司马懿们把棺材板拍烂也无法改变。更别提一部《三国演义》更是把他们口中的“诸葛村夫”抬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谁要再敢说咱亮哥一句不是，弄不好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的下场。

毕竟在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中，那些统治他们的大老爷最理想的构成方式就是上有有为明君坐镇天下，下有贤臣能吏安定四方。当然在明君贤臣之间，更是少不得一位近乎无所不能的高智商人物，去解决各种乱七八糟的难题。于是《说唐》中就非得把名将李世勣弄成军师徐茂公，《水浒》中也必须得虚构出个智多星吴用，在《明英烈》中还得把大儒刘基塑造成“妖道”刘伯温。至于在《三国演义》中咱亮哥更是责无旁贷，又是借东风，又是八阵图，又是泸水祭鬼，又是禳天祈寿，简直成了半仙。

怪不得鲁迅先生要质疑“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即便排除掉那些一看就是胡说八道的鬼神之说，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诸葛亮的神奇故事，其实也只发生在小说演义之中，跟真实的历史毫无关系。比如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情节都是将别人的事迹移花接木到了诸葛亮的头上；至于舌战群儒、气周瑜、反长沙等段子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中生有。事实上诸葛亮更类似于萧何式的人物而非张良，对此即便屁股歪如陈寿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所以说我们熟悉的那个诸葛亮，其实是集众多英雄豪杰的事迹再加上文学手法夸张虚拟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且其中借用的人物和事迹，不仅有他同时代的，还有后来的。

咱亮哥可是个身长八尺的山东大汉，又没灾没病的，为啥总是坐轮椅？

比如在演义中，我们经常看到亮哥坐着个小车（看上去更像是轮椅）、“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造型——实际上在正史中从无诸葛亮坐车的记载，而我以为罗贯中老先生之所以非得让亮哥坐车，大概是参照了南北朝时南梁名将韦睿的形象。

01韦睿，字怀文，出身著名的千年世家京兆（今陕西西安）韦氏。话说自西晋亡国、永嘉南渡以后，三秦大地便被践踏在胡虏的铁蹄之下，于是韦睿的祖父韦玄便带着族人隐居南山（即今终南山）以躲避战祸。后来刘裕北伐一度占领了长安，闻其贤名后便想征辟韦玄出山，不过却遭到了拒绝。不过身为士族嘛，从来就不会把事情做绝，更擅长多个篮子装鸡蛋，所以韦玄又将他的两个儿子韦祖征和韦祖归打发给了刘裕。

韦睿就是韦祖归的儿子。不过他后来得以名气鹊起继而立下累累功勋，最初却得益于伯父韦祖征的青睐与赏识——后者每每迁任地方，都把这个大侄子带在身边，还到处传扬其贤与慧，使得韦睿的名字在官场上逐渐为人所知。到了永光元年（公元465年），雍州刺史袁抃慕名征辟韦睿为主簿，替他打开了进入仕途的大门。

身为士族子弟当官容易，但能当多大的官就得靠自己的本事了

按照当时的习俗，韦睿得管袁抃叫“主公”，即便不能效忠效死，起码也得听话听令吧？可是等到袁抃和邓琬起兵造了暴君刘彧的反时，韦睿却一溜烟躲得远远的，根本不愿意掺和进去。不仅如此，在刘宋将亡到南齐末年的20多年时间里，朝中多生变乱，无数野心家和枭雄人物如飞蛾扑火一般投入其中，但韦睿却一直躲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冷眼旁观，从不轻举妄动。

可能有人会认为他冷血，有人会觉得他负义，更有人会嘲笑他胆怯。但事实上韦睿的选择，才是当时的世家子弟或者说士人最常见、也最明智的做法。

孔夫子主张忠孝仁义，但为啥周游列国却独不见周天子？诸葛亮一生致力于匡扶汉室，但为啥宁愿躬耕南阳也不出山替汉献帝效力？被誉为“其人谋略不世出”（《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第二十二》）的王猛，身为汉人拒绝了桓温的征辟，为啥却心甘情愿替夷主苻坚呕心沥血？其实韦睿的想法跟上述这几位先贤没啥两样——理想还是要有的，出世也是早晚的事，但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更重要的是要有靠得住的“英主”值得投靠。

比如在永元年间（公元499年~501年），但凡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出来南齐药丸，恰在此时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相继起兵造反，一度兵围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于是有人找到韦睿，建议他出兵响应，但后者对此却不以为然：

“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兴于吾州矣。”（《梁书·卷十二·列传第六》）

所以说韦睿并非是胸无大志只想在乱世中混吃等死，但有所为不等于乱作为——像陈显达、崔慧景这样的平庸人物哪怕一时得势也入不了韦睿的法眼，而他心目中的“天命之人”恰是时任雍州刺史，也是后来南梁的开国皇帝萧衍。

韦睿押宝萧衍这码事，真说不清是眼光还是运气的问题

既然认准了萧衍，韦睿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扭扭捏捏，用不着人家二顾三顾就主动带着两千人、二百匹马“送货上门”，乐得老萧直蹦高。为啥？别看萧衍后来牛叉大了，可是刚起家的时候麾下也就万把人、千匹马，这点本钱在齐末各大造反派中实在有点拿不出手。而韦睿的投效，不但使得萧衍的势力增长了一大块，而且其顶级士族子弟的身份影响更为深远，堪称是雪中送炭。

所以萧衍才会对韦睿掏了心窝子，说“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梁书·卷十二·列传第六》）——这基本上与诸葛亮献上隆中对后，刘备所发出的感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如出一辙。

可见古之贤臣择主的原则，跟今天的成功人士没什么区别，都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只不过这个道理放在嘴里说的时候不少，真正能做到的就没几个了。

02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受禅即位，建立南梁，随后韦睿被授予廷尉之职，封爵都梁子。次年又改封为永昌县子，再改授豫州刺史兼历阳郡（今安徽和县）太守。

把韦睿安排在历阳，显示出萧衍对其高度的信任——历阳位于长江西岸，沿江直下建康也就不到200里的水程，是南梁水军抵抗外敌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历阳西邻合肥这个南北两朝必争之地不足300里地，中间又有小岘、大岘两座险关为屏障，是防御建康西线的坚固堡垒；若是北军从淮阴、广陵（今江苏扬州）一线攻打南梁，历阳更是建康可倚仗的后盾以及兵员、物资补充支援的大本营。因此历阳为萧衍非常看重的军事要地，若非他的亲信将领坐镇，估计晚上都睡不好觉。

把韦睿打发到历阳，萧衍堪称用心良苦

而韦睿没有辜负萧衍的信任，上任不久便在梁魏合肥之战中初露锋芒。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萧衍以其弟、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发动北伐，韦睿则统率偏师攻打合肥。在小岘城下梁军初战失利，他便率众将出营巡视城防，突见城中有数百魏军出动，背城耀武，于是韦睿当机立断下令进攻。有部将以轻装而来、未曾披甲为由拒战，韦睿却认为魏军虽兵寡却有城险之利，故而足以自保。现在他们主动出击纯属脑子进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强令部下进攻。正是因为韦睿的果决坚定，梁军才一举击溃了魏军，随即小岘城便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掉进了韦睿的手中。

在合肥城下，梁军再度攻城失利。等韦睿赶到时，对麾下如右军司马胡景略等败将的智商感到非常不满意——合肥乃是坚城，要想强攻下来得死多少人、耗费多少时间？岂不见其地势低洼，又四面环水，只要稍稍动动脑筋也不至于想不到水攻这个办法吧？

于是韦睿下令在肥水上筑堰拦水，只待水势足够就破堤水淹七军。可魏军也不是傻子，哪能眼巴巴的坐视等死？所以不管是城内守军还是赶来的援军，都一律将堤堰作为首要目标狂攻滥打，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堤堰下的营寨都被攻陷，梁军被逼到了河堤上背水而战。于是胆怯的部将们都建议暂时退却，但韦睿却宁死不退，还让人把仪仗摆在了堤岸最显眼、最招打的地方以示决心。

其实即便韦睿不这么干，别人也不会认为他会跑。为啥？因为老韦已经63岁了，不但年纪大，而且身体也不好，连马都不能骑，每逢临战只能坐着小车进行指挥，想逃都跑不利索——请注意，在正史所载的历代名将中，唯一坐车上阵的并非诸葛亮，而是韦睿：

“睿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南史·卷五十八·列传第四十八》）

主将不肯逃，部下就算能一时逃出生天，最终也躲不过被砍脑袋的下场。所以在韦睿的感召或者说威胁下，梁军将士鼓足余勇终于击退了魏军、保住了堤坝，于是合肥沦陷的下场即被注定。

所以说坐小车的不是诸葛亮，而是韦睿

合肥一战，韦睿不但俘斩敌军万余人，还缴获资财无数，但他分文不取，全部赏赐给了参战将士。同时在战争期间韦睿不但善于谋划指挥，而且处理起各种事务也是举重若轻，让人畏服。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像寻常士人那样只会设谋而不能任事，相反他处事严谨踏实而且不避繁细，颇有诸葛武侯事必躬亲的遗风：

“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籓篱墙壁，皆应准绳。”（《梁书·卷十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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