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三皇五帝之一尧帝的家乡在哪里当地有什么传说呢
- 孟子的“人皆可为舜尧”，怎么理解
- 怎样理解孟子的：人人皆为尧舜与他的性本善有何联系
- 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 夏朝尧舜禹黄帝这些朝代真的存在吗除了历史书记载外有什么其他的具体文物证拒
- 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中的“致”是指
- 孙权和刘备重视人才，同样善于用人，为何却不如曹操麾下人才济济呢
三皇五帝之一尧帝的家乡在哪里当地有什么传说呢
- 三皇五帝之一尧帝的家乡在今天江苏省扬州的高邮。
当地传说，“尧帝”由于他德高望重，当地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帝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莱汤。他的表率自然得人民的爱戴。
孟子的“人皆可为舜尧”，怎么理解
每个人都谦虛明理，一心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都会为社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
怎样理解孟子的：人人皆为尧舜与他的性本善有何联系
孟子的“人人皆尧舜”植根于他的“性本善”之说，它们一脉相承。大概的意思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要能不断地努力、进步，人人都可以有所作为，并最终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
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禹传子，家天下”。
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
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
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
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
有。
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
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
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
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
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
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
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
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
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
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两种皆可以说通。
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
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
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
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
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
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
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需要对历史和先祖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说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儒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儒学，一方面“累积”地“书写”了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
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