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杨得志率领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从银川调到西安，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1950年新年刚过，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接到中央调令，要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耿飚赴任前向兵团请假，要回老家湖南醴陵去看看。
那些天，杨得志跟兵团政委李志民担心耿飚舍不得离开部队，总是去劝解他。谈着谈着，当他得知耿飚要回去看看解放后的家乡时，同作为醴陵老乡的杨得志也被这思乡之情感染，于是也决定利用部队休整的时机，一道回家乡探望探望。
右起:耿飚,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
杨得志的老家在湖南省醴陵县（现株洲）南阳桥的一个小山村，距离耿飚的老家醴陵北乡大约40公里。当他们二人准备回家时，时任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陶峙岳将军也想一起同行。陶峙岳的老家在湖南宁乡，距离杨得志老家约120公里。
三位将军同行回乡探亲，也可以说是一时之美谈了。而当时驻扎在湖南的第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也是湖南醴陵人。醴陵也是一块革命老区，从辛亥革命前的萍浏醴起义开始，这里很早就播撒了革命种子。从醴陵走出来的将军，虽然数量上比不上十大将军县，但也出了上将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中将晏福生等开国将军，也算得上是一个将军县了。
自从1926年夏天离开家到衡阳做修路工人，杨得志已经24年没有回家了，如今要回家了，原本已经模糊的家乡印象，又日渐清晰起来。
跟旧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杨得志的童年也充满着苦难。他的母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生生了十三个子女。在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叔叔因为家贫不曾娶妻，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多家贫，一没田二没地，连栖身的两间茅草破屋都不是他们自己的。
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全靠杨得志的父亲和叔叔两个人打铁维持。兄弟俩走乡串村，风餐露宿，忍受着风湿病带来的能让人死去活来的疼痛，抡着大铁锤，只为多打一把锄头镰刀，家人就能多一口饭吃。
即便是这样，杨得志还记得，多少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的时候，挑子刚放下，就听到母亲泣不成声地告诉他，不是哪个伢子病死了，就是哪个妹子饿死了。每每这时，杨得志的母亲总是像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而他那铁匠父亲，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肩头，发出一声声悲愤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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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从来都不知道死去的兄妹在什么地方，父母从不告诉他埋在了哪里。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杨得志的记忆中，那十多位兄弟姐妹，就只剩下一个哥哥杨海堂和一个姐姐杨桂泗了。杨得志已记不清自己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只记得在他11岁那年，母亲在生下又一个弟弟或妹妹后，在月子里生病去世了。
桂泗姐姐只比杨得志大两岁多，却从小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做鞋缝衣，夏天赶蚊子，冬天暖床头。可她也是个苦命人，十五六岁就嫁了人，丈夫不久后就死了，后来又改嫁一个穷人。
在杨得志离开家去衡阳那天，父亲要送他一程，桂泗姐姐便带着孩子，默默跟在他们后面。因为孩子的缘故不能跟得太远，她便倚着路旁边一棵大树，一句话也不说，光流泪。当年，杨得志15岁，桂泗姐姐也不过17岁多一点。他还记得桂泗姐姐在他身后喊着“敬堂兄弟，早些回来啊！”
谁曾想，杨得志再回来时，已经是24年后了。幸运的是，桂泗姐姐在历经磨难后，依然在家乡生活着。看到杨得志回来，桂泗姐姐从茅草房的夹缝里拿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对他说：“这样的相片，让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
那是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得志照了有生以来第一张照片。照这张照片时，杨得志显然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头发往上梳了起来，旧得有些泛黄的军装也收拾得整整齐齐，眼睛坚毅地望着前方。
杨得志有生以来第一张照片
那时候刚刚结束长征，红军战士们从江西一路到了陕北，眼前的风土人情、气候环境，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此外，在经历了长途奔波跋涉后，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思想的情绪就难免会涌上心头。杨得志15岁离家，已经过去9年了，虽然已经是红军团长，但终归也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
看着人生第一张照片，杨得志瞬间想起了家中的姐姐，于是利用难得的休整时间，他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张照片一起，寄回了老家。在信中，杨得志称自己在延安做生意。当时的湖南还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若是自己的红军身份被人知道，家人必定会遭牵连。然而，杨得志却忽视了，那张照片上，他穿的是红军军服。
桂泗姐姐收到信后又喜又惊，她朝思暮想的弟弟还活着，而且看上去似乎还不错。然而，那张穿着红军军服的照片却让她胆战心惊，她明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但她更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桂泗没敢将这张照片给任何人看，偷偷藏在茅草房的墙夹缝里，直到杨得志回来，才敢拿出来。
杨得志这才发现，自己当年的疏忽，差点给家里带来灾难，但他很快又说：“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看着姐姐的笑脸，杨得志觉得，真像自己印象中的母亲。他不知道母亲去世时多大岁数，但姐姐如今40岁出头，已经是满脸沧桑。
“可是日子真长，真难熬，”桂泗很快收起了笑容，感叹道：“从你离家到如今，整整24年，24年了啊！”没等杨得志开口，桂泗又接着说：“爹死了，叔叔也死了。叔叔死的那年61岁，那是个冬天，他去讨饭，被地主家的大狗活活咬死的……”
姐弟俩时隔24年再见面，桂泗似乎还没来得及注意到自己的弟弟已经是兵团司令，可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在她的情感里，仍然还像24年前，她带着孩子去送弟弟离家，倚在大树上落泪那般。说起家里这些年来的遭遇，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对杨得志说：“这些事你都不晓得。”
或许是怕杨得志认为这话是在埋怨他这么多年没有顾家，桂泗很快又补充了一句，“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一些吗？”杨得志点点头，表示记得，目光仍停留在姐姐那张沧桑的脸上，仿佛又听到姐姐在喊：“敬堂兄弟，早些回来啊！”
敬堂是杨得志在家时的名字，杨得志是他哥哥杨海堂给改的。1928年，17岁的杨得志跟着哥哥杨海堂去参加红军，离开他们修路的工地前，哥哥给他改了这个名字。他从来都不明白哥哥为什么给他改这个名字，那时候他什么都听哥哥的。后来想问原因时，哥哥却不在了，为了纪念哥哥，他一直用着杨得志这个名字。
哥哥杨海堂，在杨得志的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14岁那年，还在给人放牛的杨得志总想着到外面去闯闯，正好哥哥准备去安源煤矿找活干，他就跟着去了。兄弟俩跋山涉水，步行两百多里直奔陌生的安源，一路上连干粮也不敢多吃一口，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安源。
到了煤矿，工头嫌弃杨得志个子太小，不让下矿，只能当挑煤的挑夫。哥哥担心杨得志太小受欺负，也放弃了下矿的机会，跟着他一起挑煤。煤矿工人受工头和洋人的压迫，基本上是赔上命去赚取那微薄的工资，没人管他们的死活。杨海堂受不得他们的气，恨死了他们，但兄弟俩在矿上干了半年多，攒下的钱还不够一张火车票钱。
即便是这样，杨海堂也决定带着杨得志回家。最后，一位工友给他们支招，爬上一辆运煤的火车，哥俩坐在煤堆里，总算回到了家。
在安源的时候，正好是著名的安源大罢工发生不久，工人们反对压迫的运动热情高涨。李立三等共产党人在那里成立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们反对压迫，维护自己的权益。杨得志曾亲眼见到愤怒的工人们将一个欺负老人的洋人打倒在地，第一次明白，穷人反抗起来，也能拥有那样的力量。
兄弟俩回到家后，面对的仍然是窘迫的生活问题，哥哥再一次远走他乡去了衡阳，杨得志则到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1926年夏天，杨海堂从衡阳写信回来，称自己在那边修路，可能要一直修到广东，广东大得很，兴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在信中，杨海堂还劝父亲，让杨得志也过去跟他一起修路。
就在那个夏天，15岁的杨得志独自踏上了去衡阳的路，父亲陪着他走了很远，桂泗姐姐在身后抹泪。在一条岔路分别时，父亲嘱咐他“要做个有志气的人”。或许哥哥在给他改名“杨得志”的时候，也是有着同样的期望，但已经无从得知了。离别那一刻，杨得志答应父亲“有空就回来”，可想不到自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辛苦了一辈子的铁匠父亲。
在衡阳，杨得志干的还是挑夫的活，只不过在安源挑的是煤，在那里挑的是石灰。虽然只有15岁，但杨得志身体很好，一次能挑起160斤。只是在那个年月，不管哪里的工头，都是极尽剥削的，兄弟俩受尽了工头的窝囊气。但考虑到挣得比在煤矿多一点，还能时不时寄一点回家给父亲，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兄弟俩在工地上做了一年多，路从衡阳修到了郴县，离广东韶关已经不远了。这时候，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工地上，大家每天谈论的都是这支队伍，都说这支队伍是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这让杨得志产生了钦佩之情，恨不得立即见到他们。
大家每天在谈论着起义军到了哪里，谈论着农民扬眉吐气，扛起红缨枪，拿着大刀片反抗的故事。不久后，工地附近的村庄也发生了打土豪的事，有钱人开始逃跑，工地也要散伙了。
工地散伙前，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接下来的出路问题，杨海堂跟杨得志都想要去投奔红军，他们对工头的压迫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一位叫老唐的工友拉住了他们，对他们说：“要走的话应当大家一起走，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干，人多好使劲！”
当天晚上，老唐召集了二十多个工人一起商量。议论来议论去，大家最后还是认为投红军好，单就打土豪分田地一条，就没有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