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有关朱氏家世的第一个文本，续其而成的《皇陵碑》及《孝子皇帝谨述》则是前一碑文的增补修订本，这三通碑文为研究朱氏家世及他本人早期身世提供了权威文献。随着明代专制统治的不断巩固，朱元璋的政治诉求有了新的变化，同时撰写了与自己身世经历密切相关的《纪梦》、《周颠仙传》来宣扬君权神授等天命思想，他的这些反常举动，为其继任者系统虚构和神化其家世身世埋下伏笔。永乐时期《天潢玉牒》和国史《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深谙朱元璋內心的迫切愿望，也清楚神化朱氏先辈的家世身世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朱元璋皇陵碑与后人修纂的有关其家世身世等官私文献內容，对其前因后果及其复杂演变过程作了概要论述。
有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时代的研究，自明代以来，持续不断，热情不减，发表或出版的著述可谓数量众多，然而研读有关文献资料，仍感到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形成新的认识和见解。诸如朱元璋的家世，其先祖勉强可追溯至四世，他自称是“田野间一农民尔”‹1›，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龙种。但从解缙撰写《天潢玉牒》以来‹2›，有关朱元璋家世的记载，就多了虚假成分，出现了所谓祥瑞与神助的描述，神化迷信色彩渐趋浓厚。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修纂的《明太祖实录》，即明代的“国史”‹3›，把朱氏家世与圣贤相联系，虚构了朱氏家世与佛道神仙的故事，突出了神佑朱氏的主调。嘉靖以后，在明人著述和笔记之中，出现了极力渲染神化朱元璋家世及其个人经历的倾向，造神的语境愈加浓厚，编造出来的荒诞离奇的“神龙”故事广为流传。在朱元璋家世记载中，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些神异故事，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其用意和目的又是什么？而明清以来的国史?正史和私家著述与野史，为何热衷于记录和传播这些内容？怎样解释或理解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等等，都是明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确实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
一 《朱氏世德碑》、《皇陵碑》和《御制皇陵碑》
研究朱氏家世的第一人是朱元璋，他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当下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传世文本。这个文本不是一个完整记载，下限到龙凤九年（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此时朱元璋正处在创业过程中。在碑文中，朱元璋开宗明义：“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其先君曾告诉他，朱氏“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龙凤五年（即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调兵遣将，攻克金陵，与世居句容的“父母昆弟四十余人，始得与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亲眼看到朱家巷的“历世祖墓”后，他确信“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这说明，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之前，基本搞清了自己的家世渊源。但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后，追尊四代考妣，却不是将自己手撰的家世刻在凤阳《皇陵碑》上，而是授意翰林侍读学士危素代为撰写，且在叙述方式和某些内容方面作了修正，增加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为何要这么做？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认为《皇陵碑》内容，仍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再立?御制皇陵碑?‹1›，将真实意图和目的全盘托出。至此，朱元璋对家世渊源与自己身世经历的梳理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果。因此，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委，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三通碑文的形成及内在渊源关系；二、朱元璋最初考订的手稿?朱氏世德碑?与代笔碑文的内容有什么变化；三、朱元璋已对家世碑文作过修订，为什么洪武十一年，亲自撰文，再予确认，其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现存三通《皇陵碑》的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朱氏世德碑?是朱元璋关于朱氏家世的最早手稿文本，发现于先辈大臣家中‹2›，其成文于何年何月，因无具体撰写时间，而明清以来的研究者亦未作专门考证，故一时难以确认具体的撰写年月，但从其所载内容下限看，龙凤九年三月，在他称吴王的前一年，追尊其三代世祖，封赠官职，且于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的叙述推断，下限止于此，而缺载龙凤九年闰三月下旬至洪武元年的内容。因此，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尊封为皇后等内容不见于其记载中‹1›。据此可断定，其成稿在龙凤九年闰三月十一日之后。而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奉命撰写的?皇陵碑?，成文于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且经朱元璋钦定‹2›；?御制皇陵碑?则完成于洪武十一年四月‹3›。所以三通皇陵碑的排列顺序是：《朱氏世德碑》、《皇陵碑》和《御制皇陵碑》。其中，虽然第一通碑文不是全本，但它是朱元璋实地考察句容朱家巷先祖陵墓、拜会朱氏宗族之后写成的权威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朱氏家世的渊源，故具有非同一般的原创性和可靠性，是《皇陵碑》的母本；第二通碑是危素根据朱元璋的授意，摘取钦定手稿内容，经反复推敲修饰而成。危素所谓“兹欲撰文，词臣考摭弗周，则记载弗称，敢以上请”，于是“臣善长以上所录付词撰文”的记载表明‹4›，危素是奉朱元璋之命而撰写碑文，其内容是根据“上所录付词”而成，下限到洪武二年以前；第三通碑是朱元璋对《朱氏世德碑》和危素所撰《皇陵碑》的再次修订和重新确认，其下限止于洪武十一年四月以前，以所载内容和时限而言，三通碑文都非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的完整记录。
其次，三通《皇陵碑》的相同之处与差异区别。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详细论证了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容朱家巷通德乡的事实和经过，强调其家世并非显赫望族，而是以“服勤农业”起家。从地望上讲，也不属于沛国范畴。其先祖元代时为淘金户，后为生活所迫，由句容迁徙至盱眙、濠州钟离同居，以“务本”谋生路。他说‹5›：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上世以来服勤农业，五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为祖父母，有二子，长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讳世珍。元籍淘金户，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卢，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又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因至钟离同居。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务本积德，与人无疾言忤色，乡里称为世长。先伯娶刘氏，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皆生于盱眙，次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未已，相继而殁。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都督，重六?重七皆绝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岁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某托猫缁流。二十四岁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为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思乡之思，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居，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母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
爰自金陵、太平驻师，开府为建台之所也，实乡郡焉。连岁征伐，拓境吴楚瓯越，方数千里，由是累膺显爵，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先祖为光禄大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先祖妣王氏吴国夫人，先府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先妣陈氏吴国夫人。以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遵旧典也。重念报本者礼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书》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备书于石，以传信将来，有所考焉。
从朱元璋备书的、可传信将来的《朱氏世德碑》可知，其文虽成于明朝创立之前，但根据充分，内容朴实，相信没有虚假和攀龙附凤的成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无容怀疑，可以作为研究朱元璋家世的权威文献。
由危素撰文的《皇陵碑》，名义上是以朱元璋“手录大概”而成，但与《朱氏世德碑》记载作比较后发现，其主旨和取向反映了创建大明王朝后朱元璋追述家世的真实心态，内容增加了与其身世经历有关的人和事，碑文结构和形式更接近传统样式。从时限上看，朱氏家世身世碑文的记载止于大明王朝创立。从所述内容看，有增有删也有修订，增加的有“时家甚贫，谋葬无所，同里刘大秀悯其孤苦，与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谨献陵曰皇陵，汝其据事直言无讳”等；铭文是新增内容。删除的有“龙凤年号”和冠以元代职官的封赠，如“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等。其修订未说明原因，如《朱氏世德碑》所载“先考君娶陈氏，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一段，《皇陵碑》修改为：“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1›《朱氏世德碑》所载“岁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