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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四川泸州是四渡赤水战役的主要战场

董志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争取长征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在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展开一场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战役。四渡赤水战役进行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转战四川泸州，使泸州成为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战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避强趋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重要建树，创造宝贵经验。

一、开辟泸州及川滇黔边战场，与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在被动中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四川泸州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战场，第二、四渡都在泸州境内。1935年1月29日至3月23日，中央红军在泸州境内转战时间跨度达54天，摆脱尾敌，跳出合围圈，逐步掌握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中央红军之所以打赢四渡赤水战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改原来的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把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行军作战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敌变我变，该进攻则进攻，适合迂回就迂回，做到了进退自如，伸展有度，不拘一格。

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据此，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贵州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向四川南部地区开进。由于在土城地区受阻，加之国民党军后续部队迅速增援，在火线指挥的彭德怀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a毛泽东、朱德亲临前沿观察，判明情况后，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赶快撤出，在第二天拂晓脱离此敌，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1月29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在川南的泸州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由于及时渡过赤水，摆脱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以此为标志，红军开始抛弃李德的“直线”行军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国民党军难以摸清红军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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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渡赤水甩掉敌军主力，避实蹈虚，歼灭贵州军阀王家烈部。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区活动的消息后，再次调来重兵进行围堵。2月7日，毛泽东及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方针。中央红军遂向滇东北的扎西集中。国民党军又纷纷向扎西地区逼近，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被调到川南一线，黔北守敌兵力薄弱。毛泽东及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作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重要决策。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古蔺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贵州，一下就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的古蔺及云南的扎西地区，并发起遵义战役，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全军佯动，回师川南调动滇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与红二、六军团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南北夹击，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河，重返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这一下又把蒋介石的近4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就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设置包围圈之际，20日傍晚，前敌司令部断然决定“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21日夜四渡赤水，向南急进。就这样，5天之内，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赤水河以西，从而开辟出进军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道路，彻底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为胜利完成长征战略转移奠定基础。

二、在“鸡鸣三省”的石厢子召开重要会议，确定中央常委分工，依据形势对红军行动作出战略安排，进一步发展遵义会议成果

中央红军主力一渡赤水后，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2月初，红军攻打叙永城未克，遂速西进，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天堂坝等地与川军激战。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中共中央先驻古蔺县龙山镇，后驻“鸡鸣三省”的石厢子（现属四川叙永县辖）。2月4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厢子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决定毛泽东进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泽东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泽东不同意，说自己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石厢子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周恩来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意见，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要求毛泽东站出来负全党总责。毛泽东则主张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a。因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曾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批评，遵义会议上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除此之外，张闻天又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由他负责便于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3月10日和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时，毛泽东力排众议，慧眼独具。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石厢子会议根据严峻的敌情变化实际，从战略部署上重新安排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中蒋介石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下怀，必须改变作战方向。毛泽东提出“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该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与会者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发展的指示》，明确回师黔北的发展方向，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计划发展。”根据石厢子会议精神，2月7日，中革军委分别向各野战军连续发出指令，要求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军作战的一切准备，并准备在该地域进行休整和缩编。据此，中央红军各部分别由四川省的古蔺、叙永、兴文、珙县等地出川南，于8日进入云南省东北部的扎西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休整待命。

三、创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牵制敌军，打击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进行战略转移

开展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把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紧密配合起来，共同开创苏维埃根据地，是党中央在长征战略转移途中的重要决策，是对毛泽东关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发展。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颁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a要求机关后勤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部队中去，其中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组织成立游击队到地方开展武装活动。根据这一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各编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3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中央红军共16个团。根据命令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其一部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的要求，为加强川南党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派红三军团5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泽鸿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几百人，与有较好基础的川南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并，在叙永五龙山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主力红军作战。中共川南特委成立后，立即按照中共中央的布置，带领川南游击纵队随军委纵队一道进入川南，在叙永县底塔离开中央红军。

川南是深受革命影响的地区。1926年发动的泸顺起义，使泸州各地党组织从中得到锻炼，积极顺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起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当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进入川南时，泸州地方党组织便与红军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活动。党中央决定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后，活动在川南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和南六游击队、活动在贵州的黔北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先后与之汇合，成为一支领导坚强、群众基础广泛的游击队，随即插向川南腹地，威胁泸州、宜宾，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神出鬼没地驰骋在川滇黔边区的广大区域，为支援主力红军回师黔北，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主力红军离开川南、黔北后，游击队继续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作出重要贡献。

四、在古蔺县白沙召开重要会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