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帝真的藏了很多“私房钱”，且不愿拿出来补充军饷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

这时候的北京城已然寒风凛凛，路有冻死骨已经不是新鲜事，连续的兵祸加瘟疫，已经让这个城市的精神先于躯体而泯灭，一切都在等待着结束。

这时候一个名叫赵士锦的年轻人奉命担任工部营缮司的员外郎。他上任以后，首先接管的是皇朝的国库之一——节慎库。这个国库的储存如何呢？

“…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只千余金…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两。

守卫的老军告诉赵士锦说：“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这一段画面极为贴切地反应了明朝末期的财政现实，被详细地记录在了赵士锦的回忆录《甲申纪事》里，而这段画面也因此被人所熟知。

上图_ 明末农民起义

很显然，国家已经极端贫困。在财政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且不说与满清、农民军作战，就是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都成了个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选择向诸位大臣“劝捐”——希望大家捐款救国。

可大臣们的反应相当消极、乃至滑稽：

除了太监王永祚、王德华、曹化淳各捐五万两以外，朝中官员大多发挥铁公鸡精神，比如内阁次辅魏藻德捐款五百两（这还不如不捐）。更有趣的是国丈周奎，死死不肯捐款，女儿周皇后拿出五千两让他做表率，他却从中克扣了两千、拿出剩下的三千两捐出。

皇帝岳丈、文臣领袖如此表率，其他大臣可想而知？所以北京城的高官们，一改日常行为规律，出门不再乘轿子，穿衣服也要破破烂烂，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门写上“此屋出售”四个大字，以示自己“毁家纾难”。与其说是做给崇祯帝看的，倒不如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娱自乐。

崇祯不会相信他们没钱——就像他们不相信崇祯没钱一样。历史的践行者李自成已经为我们证实，这些大臣确实非常有钱。

但似乎从崇祯时代开始、直到现在，崇祯皇帝“内帑私藏甚多”的声音也从未销迹，甚至成为主流。

这个说法从何而起？

上图_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最初的版本，大抵在李自成离开北京时流传开的。在张岱先生的《石匮书后集》中有这么一处记载：“贼大驱骡马与骆驼载金银往陕西，旧有镇库金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明季北略》中也几乎相同：“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简单计算一下，单单白银一项大约是185万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清初康熙中期，整个清政府财政收入约为四千万两白银一年——要收四百六十多年才够这一笔，总之这个数字我是不信的。

上图_ 《明季北略》是由计六奇编写的书籍。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

上图_ 《明季北略》是由计六奇编写的书籍。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

另一个盛传的版本，认为白银为三千七百万两，倒显得更贴合实际。持有这种说法的，有杨士聪。他的《甲申核真略》中说“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

白银的大量流入是在嘉靖初年才开始，而白银缴税则在万历初张居正改革以后，此前尤其是洪永年间，缴税大多为实物税、市面流通多为铸钱。而正式迁都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也就是说永乐时代，北京作为首都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要收取足够的白银来铸作这些五百两的大型银锭，很是困难。

上图_ 张居正改革

第三个版本还是赵士锦的《甲申纪事》，里面提到：“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

这就有点不现实了。真正推行大规模白银征税的、正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施行以后，此后才有源源不断的白银被输送进来。而万历八年，一条鞭法施行才七八年，在此以前收取的白银，竟然连战乱、饥荒、瘟疫并发的明末都用不完，不合乎常理。

比如具备超常聚敛能力的万历皇帝，在开矿的加持下：万历二十五年入18140两、二十六年入149239两、二十七年入533164两，年均二十五万多两，这是相当高的收入。而明朝从抚顺之战到广宁之战四年间的军费即高达三千万两，其中多由内帑出；而光宗一登基就用内帑赏赐九边二百万两；并且内帑包括京师武官以及宫殿修缮的费用。要说内库“（万历）八年以后俱未用也”，着实不可信。

上图_ 明朝末的银锭

张岱先生以及他的好友许重熙等都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自然不可能对历史有粉饰或扭曲。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却非那场事变的亲历者，因此记录在案的，更多的是当时来自北方的传闻，而传闻是不牢靠的——比如李自成的部队离开时，当然不愿意说金银是拷打京城官员得来的、而更愿意说是劫掠自皇帝内帑。

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明末文学家毛奇龄，他在《后鉴录》中记载道：“…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他便认为，闯军之所以说是得之“内帑”，是害怕被人知道他们严刑拷打京官的事迹。

谈迁在《国榷》中也记录：“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他也认为，闯军所获得的，大多都是勋戚宦官以及百官与商贾，只不过托名“得之大内”。

上图_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如果说万历皇帝二十多年“开矿”敛财给人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民间同样认为崇祯很富有，那么身在京城、近在君侧的大臣们也“坚信”崇祯皇帝的富有、恐怕就是一种博弈的手段了。所以当众臣敦促皇帝以内帑填补军费，崇祯说：“今日内帑难告先生”时，他们依旧认定崇祯很富有；崇祯夫妇典卖宫中器具、修补破损衣服也被认定是吝啬所致。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兵入山西，宣府、大同陷落之际，崇祯君臣想起了辽东劲旅吴三桂部。在二月二十号，崇祯皇帝召见吴襄（吴三桂父）与他商议吴三桂支援的事情，吴襄说要调集这些部队入关，需军饷百万，崇祯回答：“内库只存七万，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吴襄便像商人般否定了这桩“生意”。

上图_ 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

明眼人一看便知：吴三桂部不来，北京必定陷落，除非迁都南京、否则君臣必然被俘或被杀。但这时，陈演、魏藻德还有吴襄等人依旧反对调吴三桂支援、也依旧反对南迁，似乎在期盼着京师陷落、明朝灭亡。事实证明，他们就是如此期待的，等李自成一到，便长跪以求任用。

所以他们“认定”明皇有的是钱、坚称自己家无余财，不过是个借口逃避为这个王朝出力罢了。

或许明亡之前的某天，陈演碰到魏藻德，对他说道：“皇帝家累财矩万，不必我等捐饷”，魏藻德听罢，仰面哈哈大笑。

文：左光斗

参考文献：李洁非《龙床》、樊树志《晚明史》、赵士锦《甲申纪事》、毛奇龄《后鉴录》、谈迁《国榷》、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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