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朱锦沁86岁了,独居,很忙。
忙着录视频,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从鹅毛大雪天的出生到一家人散落四方,从在京求学到回青海攻关鼠疫防治30多年,以及回到上海的老年生活。
忙着联系老友,给微信里300多个联系人发去“早安”,互相打电话询问近况,教他们使用手机,寻找还没联系到的老同学。
忙着照顾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自己的生活起居,熬夜看体育赛事、回复网友评论,坚持每天做数独、日行5000步以上。
1996年8月以前,她在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原为“青海省鼠疫防治研究所”)工作。从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毕业后,她选择回青海,协助建立实验室,搞科研,90年代参与鼠疫的国家标准制定。
“以前拼命工作,现在尽管闲事”,她调侃自己的生活,耄耋之年也闲不下来,仍然在学习、在分享、在助人。
2月中旬,她以“多肉不老松”账号发布了关于身后事的视频,“我一旦病重或者有意外的话,不要抢救”“一切都要从简,骨灰盒买最简单的”,视频火了,网友们评论这个每天讲故事的奶奶“豁达通透”“生命丰富”。
她说:“现在活着,就要高高兴兴地过每一天。一旦有什么意外,我就安安静静地走了。”
一个手机,一个支架,朱锦沁拍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视频截图
耄耋网民
“那时是1938年,日本人来了,我妈妈正好怀着我,大着肚子,脸上抹得漆黑漆黑的……不到7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故事从1938年的上海松江开始。
对着手机屏,朱锦沁唠嗑似的讲起自己的故事。没有草稿或提纲,她凭着记忆一年一年地回忆,顺畅时一遍过,不顺就重来,遗忘的第二天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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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80天,她一天不落地录视频,每期十几分钟,从家庭、求学到工作娓娓道来。女儿帮她配好视频字幕,然后发布,她不时在评论区和观众互动。
“我做视频,讲从小到老的事,目的就是给我儿子女儿留个纪念,他们孩子也可以看,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就随意讲,哪怕没人看也无所谓,所有视频都保存着。”她说,1978年以前,鼠疫防治是保密工作,连老伴都不了解她的事。
网络平台、手机操作都是朱锦沁熟悉的。
朱锦沁和流研所同学们的毕业合影。除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智能手机普及之初,女儿就给她换了手机,教她微信入门使用。而后她开始自己琢磨,碰到问题先百度,自己摸索出各种设置、迁移聊天记录等,时常电话安利、指导其他老同学用智能机。
大众熟知的互联网平台,她几乎都有账号,查信息、看视频、发评论,不想去超市就网购,付钱都是手机转账,把老照片做成电子影集,给家里的花草拍照做早安表情,甚至是头条问答,比如支援外地的建设者重新落户回上海有没有补助、住房问题怎么解决等,她感兴趣且了解的就会回答。
朱锦沁今年86岁,因拍视频讲故事,收获了很多粉丝。
“我一天主要时间都耗在手机上。”朱锦沁笑道,独居老年生活并不孤独。
她经常和老朋友们联系,同学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就聊天南海北的事,“白天空闲时间,我就打长途电话,他们打过来,我打过去,反正总有人打的。”
去年9月底,老班长发动大家联系老同学。当年北京医学院的班里有200多人,如今近半数失联,老人们就对着通讯录挨个打电话,把各自了解到的同学信息发到微信群里。
有同学的电话变成空号,地址不存在户籍,朱锦沁模糊记得那人在天津的中西医结合医院上班,于是在网上检索,比对地址,通过医院联系到人;有同学电话忽然打不通了,她就咨询原单位问到住址,再通过派出所联系;甚至有一次,她委托青海的学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找到一位离开青海近40年的人。
“我打不通电话的,想办法也要找这个人。有时候得费点时间,反正我有心思。”她说,“我就想知道他是活着还是走了,找到了就赶紧告诉其他同学。”
跨越60多年,她又联系到一些老同学或其亲属,有曾经沉默寡言的同学变得健谈;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只能和其子女交流家里情况;有人说话困难,只能开免提听她讲讲往事,“他淌眼泪了”,电话那头有人告诉朱锦沁。
偶尔老同事的子女也会来电,问她青海的社保卡怎么用,办丧事怎么联系原单位。今年大年初一,大学同学去世了,朱锦沁通知老同学们,大家送花圈、写悼词,她通过微信把悼词转给了逝者的女儿。
大一入学,朱锦沁(右5)和同学们在北京医学院门口的合影。
“从小当大人用”
同龄人正在离开,往事在她心里堆积,艰苦与欢乐交织。
10来岁时,她见证了松江解放。1949年5月13日,解放军来了,她听到消息连蹦带跳地出门迎接,学校组织了唱歌、扭秧歌,街上的人们踩高跷、舞龙欢欣鼓舞地庆祝了好些天。
也是10来岁,她得挤进“囤米”的人群里买米、回家做饭,因为生活困难把2个刚出生的妹妹送去了育婴堂,连奶奶离世后送去火葬、领骨灰盒也由她操办。
“我爸爸从小把我当大人用,教我读书、办事。”作为家中长女,朱锦沁自然而然担起家庭责任。
1955年高中毕业时,朱锦沁患肺结核不能考大学,父亲因石油工作迁到青海,不久她也带着母亲和四个弟妹过去。“从上海坐火车到徐州,徐州换车到西安,再换到兰州的车。到兰州以后没车了,那就没办法了,等着爸爸来接,坐大卡车,坐在行李上咣当咣当一天。”
再往后,父亲为了石油事业东奔西走,一家人兜兜转转散落四方,朱锦沁在学习和工作中找到了避风港。
1956年初,她到共青团青海省委工作。次年在父亲的要求下,她报名高考,凭借青海省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大四时,卫生部抽调全国各大医学院学生转入中国医学院科学院,朱锦沁被分到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流研所”)。
大学三年级的朱锦沁
除了参与政治学习、接受专业思想教育,她和同学们突击学外语,学习各种传染病、细菌病毒、三防(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动物流行病、数理统计等。没有书,都靠老师讲,发讲义。很多同学在食堂自习,甚至参与了盖教室和宿舍。
说起大学时光,朱锦沁脸上止不住的开心。那时,北京的大学生常常有机会参与庆典,“我们参加仪仗队,学生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拿着花,围着礼车行走”;平常周末,她和几个女同学到五道口小饭店吃饭,一块多钱就够了,男女同学们也会去王府井、北海转转;大学生会免费帮新华书店卖书、去电影院打扫卫生,“回去太晚就翻墙回宿舍”。从流研所毕业前的半年,她还给同学介绍对象,操办了婚礼。“年轻时候记忆好,对往事记得牢,近期的事反倒记不住了。”
当年领回的奶奶骨灰盒,伴随着一家人漂泊了20年,“当时没来得及安葬就支边去了,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奶奶的骨灰盒带到哪儿”,从上海到青海、黑龙江大庆、吉林大安、河北徐水,最后在上海金山入土。
流研所的部分女生合影
回青海,研究鼠疫防治
大学毕业了,留北京还是回青海?
朱锦沁坚定选择了回青海,回到艰苦的地方,在那边成家。父母迁到大庆参与石油大会战。
“我也没想到那么苦”,青海鼠疫防治所地处山坳,化验科实验室条件简陋,准备实验材料、消毒洗刷都要自己从水井挑水。所谓的实验室有名无实,夏天人们都下乡去了,冬天回来“一张报纸围着轱辘转就聊大天”,检验主要靠外省支援。
鼠疫防治是她的专业。没有下乡任务时,她和同事们开始做鼠疫菌生化性状试验,研究青海鼠疫菌毒力——多少菌可以引起动物死亡。
1964年,鼠疫防治所领导搞来一篇俄语论文让她翻译,“关于鼠疫的快速诊断方法,他说你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先引进来吧”。当时流行学俄语,而朱锦沁是少数学英语的,面对俄文“两眼一抹黑”。
她想起一位通晓俄文的同学,便寄信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委托他帮忙翻译,很快翻译稿就以快信寄回。
朱锦沁的工作照
根据掌握的基础知识,论文翻译似乎没有问题,讲的是碳凝聚反应对鼠疫的快速诊断。应用论文里的方法,朱锦沁正式开始了在青海的科研,撰写了2篇论文,“我第一次站上讲台作报告,很多研究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再提这事,这位老同学似乎已经忘了,反问她“你英文那么好,干嘛找我翻译”。朱锦沁笑他老糊涂,在视频里感谢了他的鼎力支持。
1973年,朱锦沁担任西北五省鼠疫科研项目负责人,研究鼠疫间接血凝的阳性诊断标准,并进行动物流行病学调查等。三年时间里,他们确定了鼠疫阳性标准,验证了间接血凝与反向血凝试验在鼠疫诊断中的作用,判定了疫源地标准,为青海鼠疫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
防治鼠疫的同时,他们自带帐房行军床,捡牛粪捡蘑菇,骑马巡回医疗,给当地藏族同胞看病。问诊过程中,她曾遇藏獒攻击摔下马,一条腿不能动,只能等待一周自行恢复……那时候,再苦也得咬着牙。
再后来,她编写了很多鼠疫相关的资料,获得过很多职务、荣誉,科研成果获得多个奖项,并筹建了全国鼠疫菌专业实验室。
1985年,朱锦沁担任青海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所长。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她通过各种渠道把年轻同事送出去学习,并向卫生厅“伸手要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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