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美援朝老兵：他们已不再老

他们已不再老去

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生的感觉”。

他感到“惊慌”，“稀里糊涂就知道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很多人逐渐丧失了记忆，但从未离开战场。有人会躲在草丛里“执行任务”，有人会在深夜抱着氧气瓶哭泣，有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却摇着轮椅，拉宋坤儒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掏出手绢，手绢裹着战争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老人们的状态时好时坏，每天记起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会只围绕一件事儿打转，就像硬盘扫描时停在某个扇区，怎么也出不来。

92岁的王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这段他们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前的故事，能见证的人几乎都不在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观众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这是多数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一列火车从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疯狂地落，堆满山头。

“是雪也是灰烬”，画面上飘过弹幕。

一个美国兵曾在回忆录里描写朝鲜战场的凶险：“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

1950年的朝鲜，冬天出奇地冷，严寒能冻裂侦察机的挡风玻璃，在士兵站岗时冻掉他们的耳朵和脚趾。10月，很多志愿军穿着单衣和胶鞋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开启连续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军。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采访时说，他们不怕饿、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觉。曾经有一支队伍困得在走路时都睡着了，全队人摔下了悬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战壕里，睡觉也有讲究。炮兵要在炮座旁边挖一个洞，头朝里、脚朝外，方便随时脚一蹬就上炮，“8秒钟要打响炮”。

士兵们把年轻的身体全押在战争上。因为时间不够，为了抢修桥梁，工兵灌一口酒就往水里钻，腿都泡烂了。不少人从入朝后就没换过衣服，加厚的棉鞋一个排就一双，谁站岗谁穿。

一位文艺兵举着断臂在镜头前讲，有次朝鲜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茫茫，为了隐蔽，队长要求战士们把大衣白里子朝外举起来。“我想要当手风琴演奏家，一只手指头都不能打断。”他担心自己的手，想把手护到胸前，在移动时，炮弹打下来，夺去了他的右手。

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或者一动不动趴在雪地上执行任务时，他们也会闲聊，“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70多年后，年轻观众们走进电影院，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同龄人走上战场。28岁的红豆看到有一幕，眼泪“绷不住了”：一列火车拖着长烟从鸭绿江上驶过，一个年轻人坐在车顶，抱着枪，望向江面。

“如果是我，如果火车有窗户，我一定也想探出头来。”

红豆的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88岁，话少。姥爷很少提战场上的事，但电视里有关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只出现两三秒，姥爷也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小时候她参加朗诵比赛，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姥爷摇摇头，“你这情感不够”。

看完片子，她才意识到自己读课文的感情是空白的，“我们的尊敬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宋坤儒的闯入，让老兵家属们看到了老人隐藏起来的一面。宋坤儒采访老兵薛英杰时，杨欧坐在显示器旁，第一次见到姥爷流泪。

采访是在疗养院进行的，薛英杰在房间里种了不少风信子，风一吹就一屋子香味儿。在杨欧眼里，姥爷薛英杰是“老顽童”，“心里没有痛苦”。他喜欢坐火车，喜欢养花和各种小动物，总是笑眯眯的，生气不超过10分钟。

关于战场，薛英杰只讲有趣的事，比如轰炸过后河里漂的全是大鱼，他们组团下河捞，拿去和朝鲜村民换吃的。或者讲自己在战场上第一次喝伏特加，喝得太猛，晕了好几天。“感觉他不像一个当兵的，他就像一个中国农民跑到了朝鲜，然后去跟人家农民聊天。”

全家人都知道薛英杰喜欢全国各地跑，下车才给家里说。他们家在邯郸，但老爷子喜欢去东北，还偷偷在东北买了一所房子。家人知道后，觉得他是胡闹，强迫着他卖了。直到看到宋坤儒的采访，才知道老爷子是去看望战友的家属。

那是他关系最好的战友，死在他怀里，被他亲手埋在朝鲜的河道里。那天他们吵架，战友一屁股把薛英杰拱到里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来是薛英杰的位置，结果天上一梭子弹下来，“他替我挨了枪”。

战友曾经对薛英杰说，如果薛英杰死了，他会给薛英杰家里写信，给他立个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杰打破了他的幻象，“办不到的事情别瞎冒泡，在朝鲜你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别说棺材了，最多两个麻袋一头套一个，找块木头，平的那面，钢笔写一写，立到坟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战友的尸体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惦记着战友的遗骸，“我给这活着呢，晃晃荡荡的，可我战友还在那儿啊！”胸前勋章跟着老人身体颤动，撞得叮当响。

在影片里，薛英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湿漉漉的。说到自己救治过的伤员他流泪，说到他在烈士陵园找不到战友的名字，他也流泪。而前几年自己女儿中风，他没掉一滴眼泪。

杨欧在采访结束后要来了视频，坐在电脑前哭了好久。当她打电话给母亲，才发现母亲对姥爷在镜头前说的事儿一无所知。

宋坤儒给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个硬盘，里面是访谈这些老兵的完整视频。

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薛英杰说，“我不愿意想过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后，“心底的盒子被打开了”，连着一周血压升高，睡不着觉。

宋坤儒内疚，不敢再去，但总有老人惦记着，打电话过来，说上次哪个地方讲得不对，要再讲一遍。他跑过去，结果老人又是从6岁开始讲，两三个小时，还是相同的内容。

采访结束第二天，薛英杰坐着电动轮椅，穿着宋坤儒给他买的新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疗养院跑出去，交警担心他迷路，老爷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交警，自己被采访了，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之后几天，薛英杰总是忘记宋坤儒来过，每天都以为今天是采访。

薛英杰去年4月去世，那张照相馆拍的照片就是薛英杰的遗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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