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事实胜过雄辩，如果有人生活在庆历时北宋，只要稍微面对现实，就立即会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反叛乱给吓一跳。光是庆历三年，就先有欧阳修向皇帝报告说：“王伦、张海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而“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纵使官兵追及，亦其胜负未知”。担任右正言的余靖也报告说：“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又说“陕西、京西、京东、淮南、荆湖等路，各有群贼，大者数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官吏罢软，望风畏惧。”除此之外，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一带）军校邵兴、湖南桂阳监的少数民族群体、广西宜州的区希范也在这一两年陆续举起了反旗。

虽然这些变乱的规模烈度不等，持续时间也各有长短，但爆发得如此频繁，活动如此猖獗的事实本身就已告诉世人，仁宗的“全盛之世”到底有多少成色。不过，让人更感到迷惑的是当时北宋统治上层对这些叛乱反应，他们似乎对变乱毫无心理准备，总是觉得变乱都是“起自仓卒，结为巨盗……郡邑不能制御”（包拯《请除京东盗贼劄》）。但这种结论显然和人们常识不太吻合：在封建时代，造反作乱明明是一件天大之事，是人都知道等闲做不得，那么为何在仁宗朝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亡命之徒，没头没脑地仓卒之间就决定要造反？

彩绘插画《后苑观麦》，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些变乱从不是什么“起自仓卒”，是以宋仁宗为代表的上层一味讲究宽厚包容，纵容官僚阶层玩忽职守，享有特权所带来的恶果。此时的北宋官僚治理地方拖沓疲软，许多矛盾就此被各级地方长期掩盖。只有到了矛盾最终激化不可收拾，上面才会惊觉突然发生变乱。以仁宗时代频频发生兵变为例，这就好比东京汴梁某主管单位某天突然收到报告称，贼配军林冲怙恶不悛，一把大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杀了管营、差拨以及东京公干军官，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后落草为寇云云。如果人们只看官僚士大夫的记载，自然就会感觉一头雾水，不明白好端端的，林冲为何就没头没脑“仓卒”发动变乱；但如果后人看过《水浒传》中的叙事，真正从社会底层了解林冲这种低下级军官的苦衷，那就不会感觉逼上梁山有什么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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