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自己已有二十多年几乎没有再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了，但做了这本书，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鲁迅，研究鲁迅了。
我发现，我又被鲁迅吸引住了，被俞教授笔下的哲思的鲁迅先生唤醒了，热爱上了他的犀利文字和深刻的思考。
故事有五编，分别是鲁迅与严复，鲁迅与尼采，鲁迅与卢梭，鲁迅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对经典永流传的《阿Q正传》的新解。
内容丰富，论说缜密，从哲学的视角，更深更细地去挖掘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
鲁迅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答案或可在这书中寻得，这是一本会让人不知不觉地去探究、去思索，并拍案叫绝的书。
——《哲学的鲁迅》编辑张艳丽手记
鲁迅先生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此“后记”，就是我这“一滴”水，在“生命之川”中漂流而过的一段反顾。
有批评者曾调侃说，在中国，鲁迅至少养活万人生计。而我在需要鲁迅养活的时候，未曾傍上他；在不需要他养活我的时候，却开始皈依他。或许走过这一思想历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止我一人吧。
时光易逝，我也跟许先生一样，步入了退休时段。闲云野鹤久了，精神有点寂寞，冥冥中仿佛书架上鲁迅在望着我一样，于是捧读了全集。鲁迅之于中国，是一奇特的存在，他是既读懂中国历史，又读懂中国现实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他的论著起到砥砺研读者思想锋芒的功用。或许生活阅历、人文积累到了一定的界点，此时的我，读鲁迅有了与年少时不同的悟解，便记下心得，陆续撰文刊出，激起点反响，进而辑成本书。
—— 《哲学的鲁迅》作者 俞兆平
哲学的鲁迅
俞兆平
鲁迅曾给几位现代名人寻出“家谱”：“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 那么，鲁迅自己呢？1932年，他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诗学论著所写的“题记”有以下之语：“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 这，亦可成为寻索鲁迅哲学思想的导向。
拙著取名为《哲学的鲁迅》，并非去论证鲁迅是位哲学家，而是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他，企望能“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关联。 如与严复的哲学、社会学译著(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卢梭哲学、与尼采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等的关联等，追索其内在血脉之贯通，融合新知之悟觉；力求阐明鲁迅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及其相应的历史地位。
取《哲学的鲁迅》这一书名，也是想 突出、强调本书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视角，但并不意味着穷尽对象，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书已结稿，研究未停，仍处在向源点进发、寻觅、探测的途中，因为在博大精深的鲁迅思想跟前，我们都只能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而已。像鲁迅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论题，则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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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先生说：“我向来只顾走自己的路，认定了，一步一个脚印，既不愿苟同别人的意见，也不强求别人附和我。我以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妨各执一辞，这才有利于自由讨论，有利于活跃思想，使学术研究得以进步和发展。”这也是我的心声。现把拙著呈上学界，自信在鲁迅与严复译著、鲁迅与卢梭哲学、鲁迅与尼采“强力意志”之力、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鲁迅与《阿Q正传》这些方面的研究上，有着自己的悟解与思想。至于是否具有一定的创新与推进的意义，则有待学界评判。鲁迅研究已逾百年，其研究资料整理的系统与完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因此对一本著作的价值的判断，若稍加对比，即可明了，但愿拙著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现把具有原创意味的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其一，鲁迅与严复译著《天演论》。
鲁迅对《天演论》，有继承，有否定，“去其偏颇，得其神明”，采用了哲学的“扬弃”立场。这由三个方面展示：第一，天行与人治。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对弱小民族宣扬斯宾塞的“天行”说，他是赞同的；而对跟从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者，则以赫胥黎的“人治”予以抨击。第二，进化与退化。鲁迅把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联系思考，愿意牺牲自我，促使新的希望在进化中诞生；退化的观念则深潜于鲁迅的“鬼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对“黄金世界”的疑虑中。第三，立群与立人。严复倾向于斯宾塞，强调“舍己为群”；鲁迅倾向于约翰·密尔，“首在立人”，人立而“人国”立。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困境，使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其二，《狂人日记》与《群己权界论》。
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有关，“狂人”一词或许也来自该书。当时的鲁迅在思想观念上，倾向于约翰·密尔和严复的关于社会矛盾为“小己受制国人”的要义；接受他们关于“国群”之暴，“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的判断；同意他们关于“国群”暴虐的恐怖之处，在于“束缚心灵”的结论；而且，周作人隔年所写的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也涉及严复译著《群己权界论》。《狂人日记》的意旨，在于批判由小人与庸众所组成的“国群”，对“小己”中“孤独的精神战士”的迫压、暴虐，“吃人”的意象则是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展示与深化而已，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鲁迅喊出中国历史“吃人”，类同于尼采的“上帝死了”，都代表着“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
其三，鲁迅与卢梭哲学。
国内外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1926年底之前，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的质疑；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调整，对“借众以陵寡”的庸众式民主政治的批判。鲁迅发现，淹没卢梭乌托邦式“公意”的愚庸类“众意”，即英语中的mob(乌合之众)之“长技”，亦即约翰·密尔所揭示的“多数的暴虐”，在中国则表现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在外，构筑成“铁屋子”；在内，转化为“国民性”。20世纪初的中国先觉者们多因此而陷入悲剧性的结局，鲁迅对此深感痛切，并外化为相应的杂文、小说及论文等。
其四，鲁迅与尼采“强力意志”之力。
鲁迅前期的“力”之观念，是以尼采“强力意志”为核心，前承达尔文、斯宾塞，后延及对弗洛伊德、柏格森等的理解。鲁迅钟情尼采哲学的原因是，其一，“意力派”将成为新世纪的哲学主潮；其二，“意力派”摧毁偶像，与“五四精神”合拍；其三，尼采之“力”与达尔文进化论同源。中国的现状，落入《摩罗诗力说》中“古国衰败史”的魔圈，从汉唐时期的雄健阔大变为晚清的孱弱萎琐，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腐朽力量的绞杀，以及封建统治者阴毒权术的奴化。为使古国浴火重生，鲁迅求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呼唤“精神界的战士”的诞生；求取生命本体的勃发与飞扬；坚执于深沉韧性的战斗。1930年前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美学，逐步疏离、告别了尼采哲学。
其五，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
鲁迅一生的思想主要是在梁启超所归纳的两大观念中选择：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转换到马克思的“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的理论基点；即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这一从尼采的“劣制优”，逐步转换为马克思的“强压弱”观念的起点，则是他在厦门生活的1926年11月，正如他自己而后在广州所说的“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
学界对鲁迅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从逻辑体系、学理深度的视角来考察，略嫌零乱、粗率了些。若要更清晰地把握鲁迅这一思想脉络，拟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关系、社会改造的途径、人的历史社会性、文艺的本质功用及审美特性等方面，予以梳理与阐述，并做出相应的评说与判断。鲁迅在接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有其特色：一是呈现为动态的逻辑演变，不断地扬弃旧我，吸纳新知；二是所接纳的新的理论多转化为内在的深度悟解；三是站立在厚重的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化融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独特的回应。
其六，鲁迅与《阿Q正传》。
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鲁迅当时冀盼的是在精神上彻底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如写《革命军》的邹容、《药》中的夏瑜，英国诗人拜伦等，而非以权力、金钱、女人为“革命”目的的阿Q式的人物。按照“以鲁解鲁”的研究方法，阿Q这个人物形象原型的身份定位，如鲁迅说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的成分较大，其最主要的个性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与投机革命，阿Q属于投机革命的越界的“庸众”。鲁迅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游民文化意识与民粹主义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惧怕“阿Q似的革命党”这类游民、民粹的沉渣泛起，借着革命的大潮起来争夺权力与地盘，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推进中国发展的健康的力量，带给中国人民的反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上述六点或可视之为本书的亮点，是否货真价实，创新推进，还是“忽悠”“卖拐”，再度“重复研究”，期盼同行们明眼审察，我亦诚心接受评判。如此，或可为现今的国内外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
俞兆平
2022 年 6 月
于南国鹭岛南华苑
《哲学的鲁迅》
俞兆平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