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裴文中

裴申

本篇来源自裴文中之子裴申的回忆文章，谨以此文纪念并缅怀丰南人民的光荣与骄傲——裴文中先生。

青少年时期

裴文中先生在研究化石

父亲于1904年1月19日（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二月初三）出生在河北丰南小集西纪各庄。我的祖父裴廷楹是清末秀才，一直在农村教书，家境贫寒。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就生活在那里，目睹乡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仅培养了他淳朴的乡情，也培养了他简朴的生活习惯。

1916年父亲毕业于开平第二高等小学校，因家境清贫，无力上普通中学，就考入供给食宿的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师范就读期间，适值“五四”学生运动，父亲热心投身爱国运动。并作为班代表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积极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1921年父亲从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这年暑假，在同村学友的鼓动下，父亲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不巧，北京大学第1次招生已过。待至第2次招生，前往应试，被录取，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学习，两年后，转入本科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后来父亲说过，当时考地质系，主要是想以后可以回唐山煤矿上做事。

家里根本无力供养父亲上大学。当时虽然有同乡同学谭廷英的帮助，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只能半工半读。在此期间，父亲一边上课，一边找各种各样的工作，如曾在东华门附近的孔德学校（现在的北京27中)兼课，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什么都教，就连音乐课也教过；晚上到报社当校对；有时也给报纸写稿，得一点稿费。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一带交战，父亲和几位同乡得不到家乡的消息，奔走问讯，心情十分焦急，父亲把这种感受写成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篇小说后来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先生把《戎马声中》称为是“乡土文学”的一种。在此期间父亲还写过一篇《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2卷)》中。当时父亲的生活十分艰苦，没钱的时候经常要去当铺，父亲说那时他们把《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谐音改成“君子常当当”。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7个年头，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得到良好的科研方法的训练，他不仅攻读地质系的必修课，而且还经常去听著名文科教师钱玄同和鲁迅的课。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他几乎堂堂去听，这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人的意志，促使人奋发图强。父亲后来的一切，与北京大学期间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1927年父亲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但那时毕业即失业。为了维持生活，必须马上找到工作。父亲到处写信，却寻职无门。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后来，我有兴趣的事业都走不通，不得已又回归地质本行。”百般无奈，硬着头皮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写了信，翁先生回了信，惠允父亲到地质调查所从事山东寒武纪三叶虫研究，但并不是正式的工作。后来父亲在1934年写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讲，“研究的结果，不用旁人看，自己也觉着莫名其妙”，但还是得到了30元奖金。度过了严寒的冬天，翁先生鼓励他找材料再做。

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1928年春，父亲只得再求翁先生帮忙，由于地质调查所经费紧张，无法安排在所内工作。此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要继续进行，负责发掘工作的杨钟健先生因病不能去现场。

于是翁先生让父亲顶替一名刚辞职的工人的位置去周口店工作，担任杨先生的助手，管理杂务事，并可利用这个机会向杨钟健先生和瑞典人B.Bohlin 先生学习古生物学中有关脊椎动物方面的知识。从此，父亲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父亲是1928年4月到周口店的，一开始连“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分不清什么是猪牙和鹿牙，自认为是“不如”工人的人。在管理好有关发掘事务之余，不安心于“清闲”，商准杨钟健和B.Bohlin两先生参加发掘：在工作中，他认真学习，随时能够得到两位先生的帮助和指导，同时还向工人请教，较快地掌握了辨别化石的技能，多次从化石堆中捡出中国猿人化石。与此同时，为在理论上提高自己，向工作更高层次前进，在英文水平“凑合事”的情况下，硬是在工作之余将英文版的基尔特专著《古生物学》第3册(专讲哺乳动物化石)晨昏苦读，一年读完。并在P.Teilhard de Chardin等的辅导下，结合实际看标本，消化吸收，于是父亲在古脊椎动物学理论方面得以入门，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是父亲科学生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B.Bohlin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杨钟健先生和 P.Teilhard de Chardin 去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和陕西西部考察晚新生代地层。周口店发掘事宜由父亲负责。就是在这一年，周口店发掘取得可喜成绩，在12月2日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34年父亲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洞口之深，及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的移去，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的抬出，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更因雨水冲积及悬崖落石，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当洞口方露出的时候，我们不知深浅，于是我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腰上用绳子系好了，上边用许多人拉着绳子。我觉得我既负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仗一样，当官若退缩不前，最好这样仗不必打，打也必败。我下去之后，见洞内化石非常之多，高兴极了。那时已到十一月底，天气冷了，应当停工了，然我决定再继续几天。这正与古诗中所云：‘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想不到，我们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在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余，竞自发见了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已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很薄，而猿人头骨异常的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他真不像人。”

1930年父亲因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获得中国科学社授予的金质奖章。抱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父亲在周口店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发掘工作，开展清山找界(找猿人洞南界)，又发现了山顶洞遗址。在发掘下洞中，父亲至少找到了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7件（现存4件)。

1931年夏、秋两季发掘鸽子堂时，在石英Ⅱ层54㎡的堆积物中，找到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它岩石作的石器。父亲认为这是中国猿人的制品，但也有人因对其人工痕迹不易辨认而认为是自然碎石。在那时，持不同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是以前这样的石片国内没有发现过，而且与教科书上讲的有差别，二是由于原料材质差，其上的打击痕迹比起燧石上的打击痕迹确实难以辩认。面对不同认识，父亲自己进行了打击石英的试验，模拟了制作这样的石英片的方法，并打出了与鸽子堂石英Ⅱ层出土的石英片相似的标本。虽经试验对比研究，仍难说服部分同事。为解决周口店是否存在石器，在P.Teilhard de Chardin 的建议下，翁文灏先生邀请法国史前学家、当时的旧石器考古学权威学者H.Breuil教授来华访问。1931年秋，H.Breuil来华，访问了周口店，观察了父亲从周口店第1地点堆积中所采的石制品，不仅充分肯定其人工性质，并且对父亲将试验与研究结合起来大加赞许，执意带父亲到法国深造，翁文灏先生答应，一旦父亲能从周口店工作脱身，即派他赴法。

由于石制品得到权威学者的首肯，父亲关于周口店第1地点石制品研究的论文“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石器之发现”在这一年的《地质学会会志》第2期上发表同时，D.Black发表了中国猿人用火研究的结果。

这篇论文的发表无论在周口店研究史上乃至中国旧石器研究史上，还是在父亲的学术活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味着父亲正式步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行列。它是中国人独立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结束了此前这门学科在中国境内的研究工作基本上由外国人来做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进入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由于父亲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使学术界承认中国猿人不仅是会制造石器的古人类，而且还懂得用火。由于其头骨形态很像爪哇猿人，因此，解决了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确立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揭开了古人类学研究史的新一页。后来父亲在回忆当年在周口店的工作时说过，当年在周口店发掘猿人化石，是勇气和责任感，而搞石器是要砸饭碗的。

由于对周口店第1地点的性质在认识期发生质变，即由人类古生物化石地点转变为地点由原仅有1处增加至6处，除第4地点当时未发掘外，其它地点(第3、第13、第15地点和山顶洞人遗址)均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文化序列，使周口店成为研究者向往的地方此外，父亲几经交涉，用4900元从煤灰厂主那里买下龙骨山，使遗址附近地形、地貌及遗址本身得以保护。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父亲还依靠工人，土法制造，实现了发掘工作的机械化，使工效提高30多倍。在周口店停工期间，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