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编者按】

一边是灯光璀璨的摩天高楼，一边是蜗居拎马桶的逼仄老城厢，这样的场景正在远去。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上海旧改跑出加速度。7月下旬，全市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零星旧改”随之全面提速。11月中旬，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高比例通过第一轮意愿征询，位于该地块的梦花街加快追赶时代的步伐。

全长只有425米的梦花街，是上海老城厢旧改浪潮中典型代表。

在这里，低矮老房承载着历史，居住环境却亟待改善；高密度、高流动性的人口带来了烟火气，也制造了令人揪心的管理难题。

百年梦花街，三十年旧改路。

岁末年终，澎湃新闻推出“巷犹新生”系列报道，呈现旧改进程中一处鲜活存在的市井烟火样本。

梦花街，上海的百年老城厢。

梦花街的弄堂。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

距外滩2.5公里，距人民广场2公里，这里是许多上海人扎根的地方，也是众多外来打工者的落脚点。

据《新民晚报》报道，梦花街区域有1.1万余人，外来人员租住比例超45%，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6.3万人左右。

穿梭在逼仄的弄堂里，一切都显得拥挤，一家三口住在10平米的房间，三四户或六七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电线、电动车、晾晒的衣服和水池抢占着道路和天空。

这里每个门牌号几乎都住着租客——单身租床位，800元一个人；夫妻或带孩子的租个大间，平均200元一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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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花街的住房。

租客们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做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保洁、装修工人……有人来沪两三年，有人闯荡二三十年，携家带口，在老城厢兜兜转转，勤俭生活，希望在上海多赚些钱。

2022年11月10日，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一轮意愿征询以98.78%高比例通过。在此前的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中，梦花街南侧的商铺和住宅几乎已经搬空，如今北侧也将迎来告别时刻。

梦花街上的租客也面临选择：下一个“家”在哪？

这里有四个沪漂家庭的故事。中年夫妻30年搬家30次，想找快拆迁的房子住；不识字的母亲，为了孩子，每天火急火燎地奔走在办公楼、学校和其他学生家长家；一家三口有着不同的打算，曾为是否离开上海而争论；21岁的女孩，打过9份工，不考虑太多，只想赚钱、吃喝、看小说。

对许多“沪漂”而言，梦花街就像梦想与现实的隐喻，举目远眺可望见繁华大厦，凑近了看却是市井弄堂。推开“家门”，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只见忙碌辛苦的琐碎生活。

沪漂30年，搬家30次

马学峰在家里休息。

2022年7月的一天，窗外暴雨如注，马学峰昂着头在家看电视，妻子出去打麻将了。

“家”有7.5平方米，锅碗瓢盆、纸巾塑料袋摆在两边架子上，中间仅容一人走动。头顶是隔板，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几个大包裹堆在角落。梯子下方的三角空间是卫生间，有马桶、能洗澡。

马学峰很满意，“我们来上海几十年，就这个条件最好，2200元一个月包水电。”他在靠近房门的一角搭了块木板放电视，这是梦花街出租屋里罕见的家电。

马学峰什么工作都做过，做早点、送牛奶、送报纸、给私人老板送货。断断续续地，他还跑过一周外卖，业务不熟，接单量有限，只赚了两百元。

53岁的马学峰来自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马湖乡，在上海打拼30年。

1992年秋，听闻老乡在上海做早点赚钱，他便跟着来了。当时，马湖乡来上海打工的九成都做早点，老乡带老乡，没有店面，就在马路上支摊，和城管“打游击”。

马学峰在工地附近摆摊，建筑工人上班早，他出门更早，卖葱油饼、羌饼、豆浆，“等城管上班，我们已经卖完跑掉了。”

20多年过去，他左臂的皮肤仍旧微微泛黑。“以前烧豆浆，桶一下子倒掉了，烫下来这个胳膊上全是水泡。”他笑嘻嘻地回忆道，“城管平时看到我们摆摊都罚钱，那次看到手上肿的水泡那么大，都没罚款，看我也太可怜了。”

后来，上海的市容管理越来越严，摆摊不可行，马学峰转而谋求其他职业，从摩托车换到电动车，在不同企业周转，用他的话说“虾有虾路，鳖有鳖路，都要生活”。

去年4月以前，他给一个私人老板派送排骨年糕半成品。这是一道上海传统小吃，大排削成薄片，蘸上面粉放入油中炸，再辅以炸年糕。

马学峰凌晨4点左右到发货点，送到上午八九点结束，下午去现场或在手机上收账。依靠电动车，他满上海地跑，一个来回通常60公里，排骨年糕送了十五六年，从月薪5000元做到日薪500元，直到去年3月末公司倒闭了。

比工作变动更剧烈的是住所，“来上海三十年，我和我老婆，平均一年搬一次家，搬了近30次家了。”马学峰说。

他住过各种房子，在长宁区，“我和舅舅家5个弟兄住楼梯肚底下，两层床，人一进去就坐到床上了”；在黄浦区，搬入梦花街之前，金家坊、方浜路、中华路、复兴东路他都租住过，“正规的房子租不起，只能租那种要拆迁的、几家合租的。”

梦花街北侧也要旧改了，马学峰计划过年后换个住处。他早就习惯了漂来漂去的生活，只是望着满屋子的杂物苦笑：“我们搬家，东西越搬越多，这个舍不得扔，那个还要用。”

为什么不找个条件好的地方长期住呢？

30年的打拼和省吃俭用，夫妻俩攒了不少钱，但三四年前，在亲戚的介绍下，马学峰参与了房产投资，95万元投入后石沉大海，才发现是骗局。后来官司打赢了，对方无力偿还，只追回19万元。谈起这事，马学峰没有太多抱怨，一笔养老钱没了，好在现在经济压力也不大。

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在合肥结婚生子，生活上不用太多操心，只在开药店、开美甲店的时候借过钱。马学峰的父母已经70多岁，他每个月给母亲打1000元做生活费，在农村足够生活了。

家乡如今建设得很漂亮，夫妻俩买了养老保险和医保，在集镇上有房子，两三百平米，两层楼、大院子，厨房都比梦花街的住处大，出门就能买到菜。

眼下，马学峰和妻子没打算回老家，53岁还不到退休年纪，回家也不好找工作，“在上海苦点，总还能挣点钱。我们两个人节约一点，手里多捏一点钱，然后回家就养老了。”

围着孩子转的生活

张西英在厨房烧晚饭。

傍晚，张西英坐在门口择菜，儿子方浩然就坐在台阶上画画，有时抱抱小猫，下班路过的邻居们会打声招呼。

平静的画面没能维持多久。方浩然钻进屋里捧起手机，在枪战游戏和短视频界面来回切换，张西英生气地吼道：“方浩然，昨天才打的，讲今天不拿手机了，你又忘记了？你功课做完了吗？”浩然不说话，眼睛紧盯着屏幕。

方浩然坐在床边玩手机。

张西英也顾不上他，眼看快7点半了，晚饭还没做好。青椒入锅，大火翻炒，一平米的厨房里泛起油烟和呛人的辣味，“方浩然，把土豆拿给我。”“方浩然，把猫砂倒掉。”她还是要喊几句。

临近8点，晚饭端上桌，丈夫已经回来了。一家三口坐在两张床边，从夹在中间的小桌子上夹菜，丈夫匆匆扒完饭，又赶回去上班了。他的工作是道路保洁，一人上两个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般是带饭解决午餐、晚餐，偶尔有空能赶回家。

张西英家的阁楼上住着另外一家。

阁楼上还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共用厨房、厕所，彼此的讲话声音听得清晰，但互不干涉。张西英不介意这些，对比以前的住处，“像这木头（楼梯）哐噔哐瞪，七个窟窿八个洞，墙皮一碰就掉了，好在现在住一楼”。她努力地把厚衣服、棉被塞到床角，腾出睡觉的地方，房间中央的小桌子也清一清，吃饭、学习都在这。

45岁的张西英来上海十六七年，丈夫来得更早，他们以前在城隍庙福佑门小商品市场收废品，主要回收各家店铺的纸箱、包装盒等，“赚得不多，但是灵活，废品卖了就有钱了。”在居民陆续搬家的梦花街，回收废品的人也是街上最活跃的，搪瓷杯盖一敲就是手摇铃，走街串巷地吆喝，挖掘旧家电、旧书报、老式家具的“剩余价值”。

2013年方浩然在上海出生，快到上学的年纪，夫妻俩找了保洁工作，办理居住证、交社保，方便孩子上学；家也搬到了梦花街，距离实验小学近。

张西英在办公楼做保洁，一人承担全部的台面清洁、地面清扫和垃圾桶更换，上下四层楼，每天走一万多步，有时累得腰疼。她总是穿着卡其色工作服，两套轮流换，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平日里，她每天7点上班，赶在办公室还没人的时候擦擦桌子，方浩然被爸爸早早送到学校；下午4点半，她匆忙赶去学校接方浩然，送到补课点，有事还得回去工作，没事就回家买菜做饭；晚上七八点再去接方浩然回家，吃晚饭、洗澡、洗衣服。

“我们干的活真苦真累，一天到晚跑得慌的、累的，一点都不得休息。”她叹气道，“没人帮我们，只有我一个人。”

来回接送孩子很折腾，张西英没有选择。她没上过学，不识字，在银行填写信息都是“他们摁着我的手写”；丈夫只上过一年级，会写自己的名字，俩人对于儿子的功课束手无策，只好找学生家长商议，每天放学后给自己孩子辅导作业时兼顾方浩然。

她会反复说一些数字，“每月房租3000块，小孩补课25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