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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军为何失去了主场优势
鸦片战争，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近代史上我们主要提出了多种救国救民的方案，比如洋务运动，它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比如“变法”，这是指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比如义和团运动，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可不是什么革命运动，而是一次顽固派的大联合。还有一个方案是“革命”，指孙中山领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运动，注意这里面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方案的。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应付大变局、谋求富强的实践，但最后却归于失败。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也就是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大领袖，走的路线不错，但是却不能救国救民族，为什么呢？简单说就在于近代化观念的不彻底，只完成了近代化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
上面这些洋务领袖接受的多是旧式教育，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了李鸿章，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出国也是在甲午战败后，那个时候他事业的巅峰早就过去了。所以，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在作者看来，洋务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种不彻底的姿态，对待西学应该“既为体，又为用”才对。
洋务派里，有一位相比其他人，观念更彻底些。这个人叫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出使英法。郭的教育出身并没有特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曾在大沽口办理相关与外国的交涉事务，他深刻认识到，中国非彻底近代化不可。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訢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他的觉悟比当时洋务派的很多领导者还深刻。比如，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制造机器、造船、兴办企业，增强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富强不只是在军事、经济上的强大，西方的轮船枪炮值得学习，但更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学习“西洋政教”，也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
但是郭一生受到的最大争议，则是他的外交活动和对于西方的认识。他在西欧的时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发表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因为他看到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并不局限于学习机械技术，连政治、经济这些课程都会学习。结果，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
当郭嵩焘回国的时候，放眼全国，他是思想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方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当时的人还是反对他，他的后半生基本没能得到机会出来做事，只好隐居湖南写作著书。他的很多著作，由于见识高远，思想深刻，至今仍有很高的历史和思想价值。可见，近代化在中国举步维艰，不彻底是原因，民众不接受，也是原因。
一般认为就是追求近代化，而为近代化开头的就是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或者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而为了尽快自强，李鸿章穷尽各种智慧搞外交，做各种妥协的目的就是为中国争取发展的时间。在洋务运动中，虽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各有所长，但是在认识世界、了解时代大形势这方面，李鸿章都要比曾国藩、左宗棠要高一筹。蒋廷黻在书中引用了李鸿章的一封信，认为“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这封信是1864年李鸿章写给洋务运动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在19世纪要生存下去而不至于亡国，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机械。第二，李鸿章在这时也就是1864年看清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就看谁改革的速度，谁变得快，谁就更强大。李鸿章认清这个形势，并大声疾呼，希望国人觉醒并去努力，作者说这一点尤其表现出了李鸿章的伟大之处。第三，李鸿章认为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所以要改革科举制，甚至要改造士大夫的人生观。怎么改呢？就是让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而是把科学工程的学习作为目标，作为升官发财的标准。作者认为这封信就看出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尤其是对日本的野心一直有防范，李鸿章的这种眼光远远在一般人之上。
西周为了教化“淮夷”与“顽民”为他们建造的城市是哪里
周人为了教化“殷夷”建造了一座城市是雒邑。成王为了更好的对东方诸侯国的控制所以把雒邑作为陪都。西周中后期雒邑就被废弃成为九支绒人的乐园。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至雒邑后史称东周，周天子权威衰退只能和陆浑戎共同治理雒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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