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巷与光彩街

图1：光彩街

1933年的厦门有过一次街巷更名行动。事起于厦港：

市公安局户籍事务所，以四分局辖内旧地名，颇多不雅听者，如石王公、菜园仔角等，皆有改正必要。昨已函四分局，定明（14）日下午4时局务会议后讨论，应改街名如下：石王公、福海宫、围仔内、市仔街、大人宫、圆山宫、打石市、南菜园仔角、福海宫后、马墓、水牛埕、南打棕街、料船头、配料馆、南烘炉埕、熟肉巷、永福宫、南溪仔墘、寿山宫、顶澳仔、下澳仔等21处。[1]

更名的范围，很快地扩至全城：

本市马路街巷名称，素极复杂，或同一街巷而有数名者，或屋仅数亦独竖名者。其他以宫、庙、寺、庵，命名者尤多。近市公安局为破除迷信起见，举凡以厝、墓、宫、仔、顶、庙、殿命名之街巷，拟一律改称。经该局局务会议议决，交行政科、户籍事务所，暨各分局等会同审定，由户籍所将应改称之街巷，列表各分局拟正。定今（19）日在局讨论审定。[2]

几经勘察、调研、论证，筛选出需更名的街巷160条。如此大规模的修名工程，可行性实在太低了。最后，确定改名的街巷只有三条：

林鸿飞长厦市公安局时，将本市不雅街名，概行更换。现户籍所长王寿椿，以街名更换太多，多有不便，除将棺材巷改光彩巷，虎母尿改虎泉巷，粪扫埕该文藻埕外，其余概不更改云。[3]

到如今，虎泉巷、文藻埕都已销声匿迹。唯独光彩巷名号还在，而“巷”升级成“街”。

图 2：今日光彩街

棺材巷的名气，晚清时已为洋人知晓。荷兰汉学家高延写道：

中国的许多城镇通常会有一两条专门经营寿材的街道，这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店家都是以制棺售棺为生的。厦门也有这样的“棺材一条街”，当地人称之为“棺材巷”。棺材店在当地叫“板店”，因为在厦门方言里，“板”就是棺材板的意思。[4]

高延于1877一1878年（光绪三年至四年）和1886一1890年（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两度在厦门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并留有专著《厦门之时节与习俗》。

诚如高延所言，厦门方言中的“板”有“棺材板”的意思。有歌仔册唱道：“冢山近海十五崎，崎脚柴店归大壀。水船板店搭柴栅，尽皆是在后海墘。”[5]昔日十五崎至后海墘一带，木材类生意发达（柴店归大壀），有船厂也有“板店”。所谓的“板店”，也就是棺材店。1932年的《厦门工商业大观》记录，棺材巷有名号的板店有10家，再加上毗邻的后厅衙4家和夹舨寮6家，棺材巷一带几乎囊括了厦市的棺木生意。

棺材店雅称寿板店，但不同的“寿板”差距老大了。高延也看到这一点：

棺材因品质不等价格也相差悬殊。用几块薄板甚至是一些木条就能拼凑出来一口材质粗陋的棺材，这种棺材密封性极差，缝隙随处可见。在厦门，这样的薄棺二块钱就能买到，有时甚至更便宜。而那些有钱人则会花上四五十块钱去买一口好棺材，这种棺材的每一块棺板都是用一整块木料做成的，外侧被刨成弧形，坚固厚实。这样的价钱对那些穷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华子是什么烟？“华子”来自抖音李会长的街（gai）溜子系列视频，指的是中华香烟。因经典语录：“来根华子，我长年抽这个，抽别的咳嗽”走红网络。)为了过一把“富人瘾”，他们会让棺材铺尽量把棺材的外形做得像前者一样雅致。不过赝品终究是赝品，经不起仔细推敲。只要走近一看，你就会发现这种棺材的侧板是用木条拼接而成的，接缝处填着油灰。为了求得顶级的寿材，那些有钱人家不惜靡费重金，往往要花上好几百块钱才能购得一口所谓的良棺。这个烧钱的家伙通常高达一米以上，且笨重无比，因为这种棺材的棺板特别厚。

豪华版的“寿板”，与其说要显露逝者的福气，不如说要炫耀生者的财气。《鹭江竹枝词》有“迎棺”篇，道：

[引]木美者，用金鼓仪从舁过街衢。子孙于半途迎接。

鞺鞳铿锵驺从呼，棘人迎接向中途。

原来木美观瞻壮，不独虞亲土近肤。[6]

图 3：《江声报》上的寿板的寿板广告

上好的“寿板”经久耐用。耐用到让一些无良商贩干出很“夭寿”的事来：

市公安局近以本市各处逐渐开辟新区，各地坟山如碧山岩、南普陀山、麒麟山、虎头山、瀑布山等处属坟，俱已陆续迁掘。而所遗之破棺烂板极多，市民辄取作器具或燃料用。殊不知此种寿棺木已经葬土，再行掘出，其中深含毒质。市民无知，贻害非浅。而一般贪利之徒，不顾利害，更藉此以牟利，更属非法。又据督察处报告，谓有木桶店，竟以破坏棺木制造桶具，不知者多被其欺，于卫生大有妨碍云云。该局据此，昨已调令各区署，饬属认真查明禁止，并严行取缔云。[7]

一般人的“寿板”，只是“杉板”，由薄板订成的薄棺。即便薄利，棺材却也多销。旧时代的疾病瘟疫、水旱灾害、战乱斗殴、暑寒饿馁、流离失所……，搞得全厦死亡率居高不下。1933年警方在报上逐月公布市民死亡数据：1月份254人，2月份295人，3月份428人，4月份477人，5月份465人，6月份423人。半年合计死亡人数达2347人。而死因的调查，6月份死亡的423人中以染疫占大部：

本市6月份死亡人口总数，据市公安局户籍事务所调查统计如下：伤寒或类伤寒男2，赤痢男女各7，天花男2女1，鼠疫男3女1，霍乱男5女3，白喉女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男6女3，麻疹男2女1，其他发热及发疹病男15女9，抽风症男7女9，产褥女5，肺痨男30女22，其他痨男8女7，呼吸系男32女18，腹泻及肠炎男15女13，其他肠胃病男10女8，心肾病男11女5，老衰及中疯男18女25，中毒及自杀女8，外伤男1女3，其他原因男12女7，病原不明男72女10，总计423人。[8]

官厅深知，预防传染病必须从棺材店抓起。官府颁布的《取缔棺材店暂行规则》，其核心一条，即“棺材店每次所售出棺木，或代丧家制作棺材，均应将死者姓名男女之别、年龄、籍贯、住址门牌、所得病症、医生姓名住址、死之时日，按照本处所发调查表分别誊写，以备本处卫生警察到店收取”。[9]

然而，无家无业的路毙人员、彻底贫寒的孤寡人士，其生命最后终结无需麻烦棺材店登记，直接靠着社会施棺安排上路了。

施舍棺木之举，清代已经有之，其时有机构名“施棺义厂”。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疫疠时行”，巡道倪琇等官吏“劝捐洋银4175圆，随时施棺瘗埋”。施棺义厂，即由此而来。倪琇之后，“历任提督、道、厅，各有捐施”。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复大疫”，厦绅郭炯一家捐银3236元，施棺木1056具。[10]

对“施棺义厂”的运作，高延考察道：

厦门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由官方控制和赞助的、为穷人提供免费棺木的机构。私人的棺材施舍社团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地方当局将主要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二位“董事”，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每年得提交一份收入和支出清单。收入主要来自该慈善机构所拥有房屋的租金，另一部分则是一小笔资金投资的利息。棺材店由木匠开设，他与慈善机构订有合约，是所谓的“列宪施棺义厂”，向递交申请而获批准的穷人发放免费棺材。[11]

民国5年，厦市的几个慈善机构，如育婴堂、恤无告堂，义仓、义廒合并，合名为“同善堂”（俗称三堂）。“三堂”施医、施米、施教，并“收埋路旁及水流无主尸体，所有棺木，并抬埋工力、家地，概由堂支理”[12]。

除土葬外，高延在厦考察还有新发现：

我们经常看到驻守厦门港口要塞的湖南士兵焚烧同伴的尸体，目的无他，就是为了能将火化后的骨殖放入自己的行李内，带回家乡，放在瓮或棺木内安葬。这种火化都无一例外地非常简单，通常是背靠一堵墙或斜坡的一座露天小柴堆；一般规矩是用40立方英尺的松木，涂满燃油以确保烧尽尸体上的肉。[13]

这种火葬，也太过简陋。厦埠风气早开，火葬早不是什么稀罕事。除佛家弟子，民俗的火葬也不足为奇。光绪初年的《鹭江竹枝词》有“焚尸”一章：

[引] 俗亦多火葬

遗骸送入丙丁方，道为儿孙卜炽昌。

生女水埋亲火葬，天然旗鼓两相当。[14]

作者将“溺女”和火葬相提并论，唯一的相同点恐怕就是“省钱”。

图 4：鼓屿的富商殡仪（《厦门旧影》）

民国时期，民间设有焚尸场，向社会提供服务。1933年9月消息：

思明市工务局，昨布告云：查寿山岩后素斋社所设焚尸场，逼近居民，每遇焚尸，即臭气薰天，远近皆闻。前吴厝保小学及蓼花溪一带居民，以碍公共卫生，请求饬令迁拆。经由本局通知该社，限期迁拆在案。兹据该社代表张和尚、李清祐等声称，所示各节自应遵办，惟无相当地点，可否将仙洞边山谷园地指定为建设焚尸场之所，由该社出资承购建设。嗣后无论社众，均可在此焚尸等语。查该社所择地点，距离民居甚远，甚属适宜，应准由局收买。自布告之日起，凡属该地业主，务于10日内缴契认管，以便洽价收用。如逾期不缴，即以公地论，幸勿自误云。[15]

火葬的棺木只是薄棺，一次性使用，成本低廉。这类棺木想必也在棺材巷的生意榜中。

棺材巷除售卖、定制棺木以外，还经营“尸衣”和“鼓吹”。经营“鼓吹”的行当，叫“吹班馆”。此馆“专助理丧喜之事。备有吹打乐队、喜轿、棺盖、魂亭等等之物。价格不一，视人数之多寡、物品之优劣而定”[16]。

图 5：抬“魂亭”（《厦门旧影》）

吹班的核心是魂亭，故吹班馆也叫“魂亭馆”。旧时出殡，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