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请问:公司里如何才能杜绝朋党聚集辞退开除大开杀

 

本文目录

• “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 请问:公司里如何才能杜绝朋党聚集辞退开除大开杀戒
• 为什么唐朝会发生朋党之争
• 宋朝朋党之争始末
• 明朝后期的内部朋党之争，为何会愈演愈烈
• 何谓朋党为什么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

“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都别抢，我来答。

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朋党之争，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传统史学家认为王安石是造成宋朝的灭亡的罪魁祸首。不过这种观点自然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甚至就像有人说明朝的灭亡应该归咎于张居正，其无疑有甩锅的嫌疑。

欧阳修写过一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他是这样看待朋党的：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欧阳修认为“朋党”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志趣异同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前有个段子说七个人的寝室建了八个群，其实就是说人会因为观念、志趣以及性格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圈子。

朋党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圈子里进入了小人，所以欧阳修说“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分辨小人和君子，朋党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而审望宋朝的整个朋党之争，就会发现里面确实混入了小人，进而导致宋朝的朋党之争已经脱离了针对改革的争论，而是变成了打击政敌的意气之争，当然这也是因为新旧党争演变到后期已经脱离任何人的控制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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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争的是什么？

宋朝的党争分为元佑党（旧党）和元丰党（新党），元佑党的代表人物有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新党以王安石为代表，有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些人。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受保守派反应激烈的对抗，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他实施变法的许多内容都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利益，当然也有部分保守派官员认为新法的内容确实不适合推广，如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这些政策都动摇了官绅阶级的利益，而像保甲法、免疫法这些政策也损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

另外王安石又改革选拔制度，这让很多通过“恩荫”进入政坛的享受政治特权的官员也受到了影响，总之新旧党争最初的争论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这些政策的争论上，还没有上升到成为一种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但很快，这种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论很快就演变为对政敌的打击。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宋史·王安石传》

除了旧党对新党的打击，新党也不遗余力的对旧党进行排斥。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宋史·王安石传》

而比较著名的新旧党争之间引发的一件案子就是“乌台诗案”，事件的主角是苏轼。

乌台，即御史台，苏轼被人新党弹劾他妄议朝政之后，就被关押在御史台里受审，因此称为乌台诗案，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些讥讽变法内容的诗歌，最后从一件文字案上升为妄议朝政的政治事件，并扩大为对旧党的排挤打击。

这件事发生在变法实施后的第二年，正是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这次事件苏轼险些丧命，最后幸亏王安石、曹太后以及其他人的解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而受此事件连累的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多达二十九位旧党大臣和支持旧党的名士。

从此，新旧党争就不再是单纯的针对变法的争论，从而演变成为新旧党之间的阵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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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的发展以及后续影响

元丰八年，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病逝，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被罢相，新上台的是旧党的司马光，十岁的宋哲宗即位，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和司马光都是新法的反对者，因此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废除新法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元祐更化”。

在“元祐更化”中新党的所有法令全被废除，导致新法实施以后取得的许多成果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成果十分显著的变法内容也在旧党完全没有加以评判的情况下被废除，如置将法、方田均税法都无一例外的被废除。

实际上这标志着新旧党争从最初的对政策的讨论已经演变“新法即等于误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光任相期间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将宋朝的新旧党争推向了更一个高潮。

旧党执政后，新党在朝的官员也遭到严厉的排斥，如新法的支持者蔡确被贬死于岭南，章惇也被贬到岭南，旧党可以说因此得以扬眉吐气。其中还发生了远比“乌台诗案”更加严重的打击新党的“车盖亭诗案”。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不满于旧党的宰相蔡确在被贬往安州途中，在安陆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很长，就不贴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结果这首诗被旧党拿来大做文章，将新党在朝廷的官员悉数罢免，还将王安石和蔡确这些新党人士的名单写在纸上。

此外还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把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可见这时候的新旧党争已经完全脱离了针对变法内容的斗争，新党由此一蹶不振。

但新旧党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更加严重的是还出现了皇帝和大臣之间存在的矛盾。

宋哲宗即位时不过十岁，朝政主要由高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大臣们遇到有政事的时候也是直接越过宋哲宗，转而向高太后汇报，这种无视和边缘化小皇帝的行为激起了宋哲宗的不满，他后来回忆说：

宣仁登仙，上亲政，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铁围山从谈》

正因为大臣们毫无君臣之礼，再加上高太后迟迟不让宋哲宗亲政，这些都引发了后来的“绍圣绍述”事件。

绍述，继承也，也就是继承神宗新法的意思。

戊午，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宋史·哲宗》

宋哲宗即位后，恢复了所有的新法，对旧党大力打击，追夺了司马光的谥号，皇帝的参与使得宋朝的新旧党争更加复杂，政治风气更加败坏，而新旧政策的频繁变动也导致社会深受其害。

而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开始启用旧党，不过向太后仅仅一年后就去世，宋徽宗亲政后在在新党的建议下重新启用新党，并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上台后开始推行新法，但是蔡京这个人政治作风有问题。

他上台后宋朝进入“六贼当政”时期，时人有语“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可见当时的宋朝政治风气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而蔡京上台后，也不遗余力的打击旧党。

这就是“元祐党籍”事件。

在宋徽宗的授意下，蔡京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共计三百多位官员统统列为所谓的“奸党”，并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大名鼎鼎的“元祐党籍碑”。

当时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被收录其中，后来宋徽宗又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次年又下诏“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于是李清照不得不被迫和丈夫赵明诚分离，离开都城开封。

这一举措毫无疑问的严重损害了宋朝的政治风气，使得忠良贤直人士被排挤出朝廷，而蔡京等人却大权独揽，宋朝内部愈加腐败，国力日益衰败，内部起义不断，最后终于引发“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

南宋建立后，随着国家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宋朝内部的意识形态立马又变成主战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终宋一朝，朋党之争都没有从其内部彻底消失过，总是以某种形势而呈现，譬如宋宁宗时期，还发生了“庆元党禁”事件。

宋朝自从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开始，就显现出政治内部那种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文官集团之间相互对抗，而皇帝被夹在其中左右摇摆，甚至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依靠那一方，这种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宋朝的政治始终无法出现以皇帝为最高决策者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

大臣们在争权，皇帝也在争权，这种多个利益集团共同角力的争斗最终使得国家无法走上正常发展的轨迹，导致自身像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一般勉力在暴风雨中苦苦支撑，但让人不得不思考的是，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王朝，却存在长达三百一十九年的时间。

不过倘若拆开来看，北宋仅仅存在167年，南宋仅仅存在152年，那么也就不难看出“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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