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高僧——圆瑛大

圆瑛大师系古田县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1878年出生于古田平湖端上村，原名吴亨春，父母早丧，由其叔吴诗瑛扶养。幼读儒书，聪慧过人，感人生如幻，十七岁曾想出家，被其叔阻。十八岁大病后便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二十岁在该寺从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的开山祖师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其后出外参学，先后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悟解超群，同时又从当时教下有名大德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大师，听讲经教多年，广泛涉猎大小乘诸经论，博览深究，对于《楞严经》的造诣尤深。解放前，曾七次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理事长），十次担任国内外名山大刹的住持。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 大师一生足迹遍及海内外 如北京、天津、杭州、武汉、安徽、湖南、湖北、台湾、香港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尼等地。他每到一地就讲经弘法，皈依弟子达数十万人。 大师精通三藏，著作等身，已刊行的有《仁王般若经讲义》、《金刚般若经讲义》、《心经讲义》 、《弥陀经讲义》以及《语录》、《演讲录》、《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廿余种编为《圆瑛法汇》出版，影响深远，不愧为当代高僧，佛教界之伟大领袖。兹就 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爱国表现方面略作筒单介绍：

大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工作，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僧教育会时，他就力加襄赞，多所擘画。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出席积极参加工作。1914年，总会在北京成立时，他被选为参议长。1917年，他担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28年，他被推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同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圆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全国教徒的统一组织。他先后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会长或理事长。解放后他又与赵朴初、巨赞、虚云、喜饶佳措、陈铭枢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大师终生献身于我国佛教界的团结工作，获得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人士的赞叹。日本佛教著名学者现任中日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记载：“圆瑛大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多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寺庙办学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政府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

大师主张僧伽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首先自己要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他早在1909年初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出许多人才。后来到南洋槟榔屿又创办了槟榔佛教研究会，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些学院的。

大师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辩才无碍。一生演教讲经，足迹遍于国内外。所讲经文，如《楞严》《法华》《心经》《金刚经》《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等，均深入浅出，博得听众的赞喜。讲经之处，常是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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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英年弘法，闻名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他先后十次担任住持，如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经他进山住持以后，都是规模一新，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在天童寺曾提出“十二不”条件对众宣誓：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深为人们所赞许。一次当他住持天童寺时，有人不慎失火，天王殿等许多建筑俱遭焚毁，旁人认为很难修复，但 大师信心极强，得到寺中两序大众和十方坛信的协力，很快修复起来并且较前尤为壮观。1929年，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雪峰寺访问，经过彼此诗偈的唱和，深感佩服，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记述对 大师的印象说：“圆瑛和尚率徒七、八人为一团，随从和尚者概为青少年，我看他年一定会从此中涌现优秀的人物。和尚很有骨气，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可见国际佛教学者对他是高度推许和敬仰的。

社会福利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师除讲经说法外，尤重福利的施为。清末，他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办僧民二校，僧校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以教育贫家子弟。1918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工读兼施，博得社会的好评。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会遇星洲转道、巴生转物二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收容失父失母的孤儿。学科依照普通学校，衣、食、住、医药则全部免费，以教以养，他亲自主持其事。1926年，他亲赴南洋募集慈儿院基金，使得维持发展，培养人才在数千以上。泉州开元东西二石塔为世界闻名建筑，海外侨胞视为泉州标志。他募化修复：由黄奕住先生独修东塔，黄秀琅先生独修西塔，并由黄仲训先生捐资，陆续修建开元寺大殿、甘露戒坛、法堂及山门等。1944年，他又捐资在其家乡古田端上创办圆瑛小学，推行国民教育。

大师博通三藏，著作等身，已刊行者约廿余种，其中关于般若者有仁王般若，金刚般若，心经等讲义；关于净土者有弥陀经讲义弥陀经要解，普门品等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关于教理者有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弘传序，楞严经等讲义。此外还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及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大师讲经说法，不但长于辩才，而处理事务尤举重若轻，有条不紊，一身常常同时负责数大丛林方丈职务，故被称为真正“法门龙象”。

其次 大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23年 大师曾两度前往台湾宣化和探访（一次委托太虚 大师前往），与台湾佛教界建立联系，表达了大陆佛门子弟对台湾同胞的关怀，促进了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的团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 大师义愤填膺，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苏沪佛教青年僧侣救护队，以大慈大悲精神，积极进行救护工作。办理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难民和卫国受伤战士。

1937年10月为了筹集救灾经费， 大师及其弟子明旸曾前往南洋各地发动募捐工作，先后到过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协同当地华侨商会组织“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他利用讲经机会，宣扬筹款救国，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踊跃捐献，支援救济事业。

1939年夏间， 大师于视察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后，又重赴南洋继续募捐。秋间回国抵沪不久，九月一日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他在大殿上供礼佛，突然来了日本宪兵队四辆汽车，载有宪兵数十人，包围附近所有弄口，冲入讲堂，杀气腾腾，将他和明旸二人以抗日分子罪逮捕押上车，驰送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严刑拷打，并以手枪指其胸前说：“你怕不怕死呀！”企图迫使他们承认“抗日救国有罪”。坐牢一夜，备尝迫害之苦，次晨又将他俩师徒押解到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再度严刑审讯。他一心念佛平静如常，从容对付，理直气壮，坚持中国人民大无畏民族气节，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日本宪兵队长见 大师威武不能屈，被迫转而劝诱 大师与他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大师以老病相辞。日本宪兵队无计可施，终于农历九月廿八日将师徒二人释放回沪。 大师在这次魔劫中，面对强暴，临危不惧，这正是他爱国立场坚定的表现。

大师出狱后因身体衰弱，在上海医疗一个月又回圆明讲堂，这时又有日本僧人膝井草宣几次来请老人出任“中日佛教会长”， 大师又毅然相辞。在此期问， 大师一面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楞严经讲义，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一面对国事未曾一日忘怀，他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号召佛教青年要肩负“救国兴教”二付重担。其爱国热情与风格崇高，于兹可以想见。

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紧张，不少香港、新加坡等地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 大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他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复信谢之，其爱国热忱又见诸行动有如是者。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大师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号召，致函北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表示拥护。信中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和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九月八日大师与喜饶佳措等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进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并和参加会议的各国佛教徒发出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追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在北京他还出席了佛教徒的欢迎会，会上他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他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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