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入瓮——陕北三战三捷之青化砭伏击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后，由于其“全面攻势”并未获得预想的成果，遂改为向陕北、山东发起“重点进攻”。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以进攻陕北为目标，企图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挽救其军事失败的影响。这一企图，早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预料之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始终没有松懈。1947年3月5日，军委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3月7日，作战部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及《延安南里程图》，判断胡宗南将以5个整编师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延安保卫战就此拉开了陕北解放战争的序幕。

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战斗，我西北野战军按照预定方案撤出延安。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19日6时30分，由第167旅第499团第3营第4连率先攻入延安城门，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到了城门楼上。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消息，称“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

彭德怀（左二）、习仲勋（左三）等在青化砭战场上

一、延安易手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3月12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18日的黄昏，毛、周离开了延安，19日凌晨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刘家渠；当夜继续北进，于20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21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25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

彭德怀撤离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而去。彭德怀等由侯家沟翻过山梁，经罗家桥、高庄、冯庄，过武装沟，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

对中共高层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经确定的事。毛泽东事先有意识地在中层干部中做了一些解释，如3月18日下午接见新4旅第16团干部时就特地谈到“给胡宗南腾延安”的问题，强调这是“暂时的”。20日中午，彭德怀给军委发去电报，通报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况。当天，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梁村正式组建，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彭德怀意识到西北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专门推荐了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后勤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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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撤出延安之后的作战设想，中共高层事先就曾加以研究，将初战战场选择在青化砭或甘谷驿附近。一则是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二来当时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整体战略意图尚未完全明了，判断上考虑到国民党军下一步可能东出（以阎锡山部为配合）封锁黄河沿线。21日，彭德怀就各部集结的具体位置作出规定并上报军委，西北野战兵团的意图是集中兵力于甘谷驿、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间休整，当判明国民党军北进或东出之后，再相机选择其一路给予打击。

这一部署非常灵活。彭德怀曾向下级解释说：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彭德怀对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判断非常之准确。可以设想，即使胡宗南部并非如实战那样北进安塞，而是以主力东出延长或由咸榆公路北上，他仍须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东出甘谷驿保障侧翼。这样，按照彭德怀21日之部署，西北野战兵团同样可以就近使用1纵和新4、教导两旅在延安、安塞之间或以2纵和新4、教导两旅在甘谷驿附近予以歼击。这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了。

攻入延安之后，国民党军大肆渲染战绩，论功行赏。由于中共撤出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国民党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仍将西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员误当作是贺龙。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在回忆攻占延安后的情形时说：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万，仅有一两次激烈抵抗，各高级机关都在仓促间已全面撤退，并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当地人民全被裹胁离开作战地区，所有物资用具搬运一空，使我们军队进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补给军用物品，也无人力可用。我在收复延安第二个星期到那里视察，经过一周的考察及督导我军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关共军的任何文件，他们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连同图书文件一起被他们烧毁，附近发现少数粮食物品藏匿在山洞里，也都放了毒药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

在这种毫无消息来源、对方动向不明的情况下，胡宗南对于西野的行动茫无所知，行动多来自推测。空军的侦察一会儿说“敌人向安塞退却”，一会儿又说“在蟠龙附近发现小股敌人”，而陆军则对空军报告的可靠性和技术持怀疑态度，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黄昏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情报，胡宗南只好推断拐峁以北无敌情，整1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1军主力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

这样，蒋军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击，以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翼侧的布置，和西野预先设想的在延安东北方向歼敌的方案正好“配合”起来了。事后看，即使蒋军以主力东出延长，向甘谷驿方向进攻，仍须以一部进占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这样仍是没有好果子吃。

就战略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国民党军行动的内在动因，会发现其高层在整个战略规划上的矛盾。

首先，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是临时起意的，为求保密，连国防部作战厅都不得与闻。此前，蒋的战略是到处开花，毫无重点，国军宿将程潜曾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由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等蒋介石体认到这一点，开始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并将山东作为进攻的重点时，却又临时起意要先攻占延安，主观上以为可以迅速结束西北战事，转用胡宗南部于其他战场。但开辟新战场，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有碍重点的形成，这一点蒋却并未意识到。

其次，攻占延安之目的，从军事上讲，应该是尽快扑灭西北共军主力，以便转用胡宗南部于其他战场。但国民党军所确立的目标却是“为维护政府威信，端正国际视听，并振奋民心士气，巩固后方”，将外交和心理作战作为首要实现目的。

在攻取延安的作战指导思想上，蒋介石和胡宗南就只设想了共军以延安为核心进行决战或“向晋西或绥南逃窜”两种情况，对于中共内线机动作战的可能性也未予考虑。

由于战略上的矛盾和作战指导的粗疏，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胡宗南，在攻占延安、表面上已经达成其作战目的的情况下，对下一步的行动就不免要陷于迷茫之中了。接下来究竟是四面包围、逐步缩小对手机动空间，以求彻底歼灭呢？还是以“犁庭扫穴”的姿态，将对方驱赶至黄河以东，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从而得以转用主力呢？从国民党军的角度来说，以主力北上安塞带有驱迫对方东退的含意在内，较之东出延长将对手封闭在陕北更符合当初的预想，这恐怕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进安塞之决策的深层动因。

二、十面埋伏

彭德怀22日晨致电毛泽东和中央，除通报了胡宗南部动向外，决心“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毛泽东于23日复电同意彭德怀的部署。23日下午，彭德怀、习仲勋下达了伏击三十一旅的命令，西野计划以新4旅拦头、2纵截尾、1纵和教导旅则分别由西、东两面夹击，歼灭三十一旅。彭德怀在战役命令中特别提醒，“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体现出他在战役指挥上的细致之处。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修成了延安以南和延川以北（至镇川）这两段公路，抗战时期中共又组织民众修筑了延（安）南（泥湾）、姚（店子）延（长）、延（安）临（真）、延（安）郝（家岔）、延（安）真（武洞）、清（涧）子（长）等七条公路，至1946年为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道路网络。青化砭距延安约70里。自延安向东经拐峁到姚店子后，要经过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后，才到达青化砭。这是当时陕北的一条主要公路，一般称为“咸（阳）榆（林）公路”，可通行汽车。

青化砭坐落在山崖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自青化砭向西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川道，当地人称为“牡丹川”；向西北则经过另一条四十里的川道——当地人称“木索川”——通向蟠龙镇。再由蟠龙向东经永坪至延川，就可以北上清涧、绥德、米脂到镇川。这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一里、窄处只有十米八米，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

依照彭、习23日下午的电令，各纵队、旅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布置。

我军看地图，布置作战任务

1纵第358旅以第715团一部配置在青化砭西北之曹家咀以北山地阻敌前进；主力配置于青化砭以西高地；第8团设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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