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因“漕运通济”而得名，发展兴盛至今。历史上，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加之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进而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本文节选自《通州大变局：1860-1949》，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起，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关于通州的重要地位之论述，无数政治人物、文人学者都不乏赞誉之词。有“漕运襟喉之地”之论（阮鹗《严防卫以慎储蓄》），有“正当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通州安，而京师亦安矣”之论（杨行中《（嘉靖）通州志略》），有“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所往来”之论（周之翰《通粮厅志》），有“左辅雄藩、神仓重地”之论（《（乾隆）通州志》），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之论（《（光绪）顺天府志》）。
尽管这些论述受到广泛认同，然而都拘于王朝版图之内看通州的地位，重在强调通州跟京师的关系。实际上，元明清时期，通州与世界紧密相连。至少在亚洲地区，通州已是一个国际重镇，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朝宗之地”（《雍正御制通州石道碑文》），正如通州籍作家王梓夫在《通州赋》中所言：“通州，通天下之州也。”
王梓夫所言没有丝毫夸张，是对历史上的通州，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通州重要地位的总结。历史上的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从水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南端出发，因浙东运河延伸至港口城市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从而通向南亚各国。从陆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北端向北，历史上曾有一条通往张家口的商道，继续延伸，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经中亚、西亚，直接欧洲；从通州向东，沿着古代燕山南路大道，出了山海关，一直到朝鲜半岛，从而与东北亚紧密相连。更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通州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州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
《通州大变局：1860-1949》，杨家毅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朝鲜使臣和南来诸国使臣朝贡的必经之地。明正德时期吏部尚书、大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可见，当时的通州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经常可以看见来自朝鲜、琉球、安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和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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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两代，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金代，通州是上京到中都的重要一站：“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辽代末年，金军沿着这条大道直抵南京城下。金代定都中都后，这条通道也是通往后方的要道。这条通道上的榆关、平州、滦州等，都是天然的险要地带。尤其是位于中都城东的通州，在历史上是京城东部重要的门户。
从元代开始，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水陆要冲”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他们十分重视大都城与当时的北京（大宁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系。通州是元大都到大宁城，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一站。据《析津志》记载，从大都经通州到冀州后通往东北地区四条具体路线：“一路正东至遵化，转东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南至玉田，东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大宁）、玉田、（正东八十里）丰润、七个岭、（八十里）永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里）上滦、（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十）木思、（六十里）甜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落、北京（大宁）（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东行至驿安）。”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通州在元大都与东北地区联系中的重要位置。
通州至山海关道路图（清代绘制）
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依托长城，以辽东都司辽中卫（今辽阳）、大宁都司大宁卫（今宁城西）、北方重镇开原（今属铁岭）三个驿站节点，辐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和驿站系统。依托京杭大运河及沿线各城市，构筑辐射南方各省，并与福州、泉州等海港建立起通畅的联系。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通向北京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水路都要在通州交会。
从陆路看，从北京到大宁城，从北京到辽阳，再到开原，并以此为中心连接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都要经过潞河驿。从北京至大宁沿用元大都—遵化—大宁站道，具体驿路为：顺天府四十里潞河驿，潞河驿五十里夏店驿，夏店驿五十里公乐驿，公乐驿五十里渔阳驿，渔阳驿六十里石门镇驿，遵化驿七十里滦阳驿，滦阳驿五十里富民驿，富民驿六十里宽河驿，宽河驿六十里柏山驿，柏山驿六十里会州卫，会州卫六十里季庄驿，季庄驿六十里富峪卫，富峪卫七十里大宁都司。
从北京到辽阳的具体路线为：会同馆四十里至通州潞河驿，七十里至三河县，七十里至蓟州渔阳驿，六十里至阳樊驿，二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永济驿，四十里至丰涧县，三十里至义丰驿，七十里至七家岭驿，六十里永平滦河驿，六十里至芦峰口驿，六十里至抚宁榆关驿，六十里至山海关，六十里至高陵驿，六十里至沙河驿，六十里至曹家庄驿，六十里至连山岛驿，六十里至杏山儿驿，六十里至小凌河驿，八十里至十三山驿，七十里至板桥驿，七十里至沙岭驿，八十里至牛家庄驿，九十里至海州卫，九十里至安山驿，六十里至辽阳城。
辽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其为中心，有四条驿路干道：东路到鸭绿江西岸，南路到旅顺口，西路到山海关，北路到开原。明代开原是东北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以开原为中心，形成多条辐射驿路干线，延伸东北全境，并与朝鲜半岛连接起来。其中，“开原东陆路”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纳丹府东北陆路”是明初建州卫、毛岭卫的朝贡道；“开原西陆路”是明代从开原通往蒙古坝上草原的交通线；“海西西陆路”是明初兀良河等卫的贡道。
从水路看，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随着金灭辽及北宋，占据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域，得以利用潞水东南部的入海口和通向潞河的各漕河，将粮草物资经潞河运往通州，所以通州成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金海陵王南侵，在通州建造战船，经由潞水出海到前线。到了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取直贯通，通州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明代通州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位置
图片来源：［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鉴于通州在北京对外交通中的独特地位，明清时期，朝廷在通州设立的潞河水马驿。不同于一般的驿站，该驿不仅承担陆驿的功能，还是运河水路系统的重要节点。明代从顺天府（今北京）到应天府（今南京）设置水驿40余所。具体路线为顺天府—通州潞河驿—和合驿—河西驿—杨村驿—杨青驿—奉新驿—青县流河驿—兴济县乾宁驿—砖河驿—新桥驿—连窝驿—良店驿—德州安德水驿—梁家庄驿—甲马营驿—渡口驿—临清州清源驿—清阳驿—东昌府崇武驿—荆门驿—安山驿—开河驿—济宁州南城驿—鲁桥驿—沙河驿—沛县泗亭驿—夹沟驿—徐州彭城驿—房村驿—新安驿—邳州下邳驿—直河驿—宿迁县钟吾驿—古城驿—桃源县桃源驿—清河县清口驿—淮安府淮阴驿—宝应县安平驿—界首驿—高邮州盂城驿—邵伯驿—扬州府广陵驿—仪真县仪真水驿—龙潭驿—南京应天府龙江驿。
陆路和水陆不断地向外延伸，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
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都不断地向外延伸，从而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由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经浙东运河与宁波相连，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
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商贸繁荣、文化兴盛。宁波古称“鄞”“明州”，又因境内四明山而闻名，所以又有“四明”之称。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做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疏通大运河时，对它也做了整治，使它与大运河的沟通更加顺畅。唐中叶，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通整治。南宋时，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大为改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航道已十分成熟，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明永乐年间，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赴北京任职。张氏坐船从宁波出发，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沿京杭大运河，途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德州，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依次是漷县、张家湾和通州城。他将全程所经36地、72座大型水闸，总计约3700里的行程编成《北京水路歌》。这首歌曾经在大运河上广泛传唱，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北窗琐语》一书中，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明清时期，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仅是成熟的官道（漕运）、商道，也是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