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飞外新闻援引“经济学家圈”3月28日报道，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原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马宾于2017年3月27日14时去世，享年104岁。 马宾晚年照片 马宾，男，原名张源，1913年生，安徽省滁州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东北亚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促进会创会领导人。 马宾是制定“鞍钢宪法”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号召落实“鞍钢宪法”的海报
“遗老”马宾 本文原刊于2009年11月《南风窗》记者 章剑锋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万言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要让大家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稳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反市场化 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八九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被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要改革要开放，不过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