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赵寻：同是女性执政，慈禧与武则天有何差

【编者按】

2018年7月21日，《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与《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的新书分享会在北京杂书馆举行，香港大学文学院研究员赵寻作了题为《慈禧与武曌——王朝政治合法性亏空及其解决之道》的主题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对讲座内容进行转载，有删节。

主持人：今天活动主题是“慈禧与武曌”，中国历史上走上权力巅峰的两位女性，一位执掌清政府长达半个世纪，一位更直接坐上皇位。在父权制的时代，她们如何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赵寻：谢谢主持！谢谢现场以及线上的各位！谢谢孔网的邀请和“甲骨文丛书”的支持。作为最早期的读者之一，我注意到，“甲骨文丛书”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的历史阅读的方式。甲骨文丛书中的中国史研究，目前并不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和《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两本书的作者：罗汉（Rothschild）和加藤徹——他们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了中国王朝的女主专政问题。这是我今天讲题的由来之一。

讲座现场

女主临朝：幸与不幸

女主专政，是中国的王朝政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我们如果对历史中正式临朝称制的女主——不是躲在深宫暗中操纵，而是走向前台的——进行统计的话，一共有34位（摄国）称制（听政）。这不包括那些小的、地域性的王朝。

从后倒数，清朝有两个：一是西太后，也就是慈禧，另一位是东太后慈安；明代最特别，一个没有；元代有4人；宋代9人，历朝最多，南宋6位，北宋3位；和北宋并立的辽国，有4位。

唐代给人的印象，是“大有胡气”，但真正临朝称制的女主并不多，只有2人：武曌和儿媳韦皇后。再往前，北魏不断出现女主专政，可临朝称制是不同的概念，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2个。两晋称制的，则有3位。两汉期间，西汉有2，东汉有6人。

所以，东汉和南宋虽是女主称制现象最为频繁的时期，却可以说是女主政治的幸福时代：二十四中有关女性政治家懿行淑德的记叙，主要述诸的就是这两个时期。反倒是，女主临朝称制极为制罕见的唐、清二代，突然出现了两位女主——武曌与慈禧——惊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专政。而在没有女主称制问题的明代，则出现了更为令人恐惧的宦官治国问题。

所以，很显然，“女祸论”一类的解释是无力而荒唐的。因而，我对《西太后》和《武曌》二书中对女性的辩诬，充满了肯定。尽管，我几乎同时觉得，必须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女性主义史学视野下的慈禧与武曌

先说第一个方面。我非常同意罗汉和加藤徹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武曌和慈禧的历史形象所做的巨大修正。虽然我自己不是唐、清史的专家，也不是女性主义学者——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思想史和文明史——觉得自己不是他们著作的合适的评论家，但却发现，他们关注的正是思想史和文明史研究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当然，加藤徹的《西太后》并不算一本女性主义色彩强烈的著作。但他这书里也多次提醒说，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一个爱美容、美食、时装，爱京剧的一个“女人”，一个甜蜜生活的享受者。慈禧与京剧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更是他的历史想象力的来源。而相比之下，《武曌》的女性主义色彩就非常强。

所以，我在这里愿意为大家推荐另外一本更新的、用更强烈的女性主义视角对慈禧的既往的历史叙述进行修正的著作：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作者是定居在英国的大陆女性历史学者张戎。

这本书2013年出版以来，在英文世界里面引起很大关注，几年前在台北也已经有了中文版——《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皇太后》。从书的核心部分看，张戎更明确地把当下中国一切的繁荣和进步都归结为慈禧的奋斗，并以女武士般的激情，讨伐了近代中国男人的无能和对皇太后的污蔑：举一个例子，第十七章的题目，干脆就是“紫禁城唯一的男人”！

这当然才算得是一个高女性主义的视角，而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目前英文世界中对慈禧的研究，与罗汉对武曌的研究连接起来。实则，在《武曌》的末尾，罗汉是对武则天也同样极尽诗人咏叹之能事：

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哺育孩子的母亲，她生下来就带有男子的气质。她没有性别。她是一位圣人，她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她成了万千民众共同倚仗的力量之源，她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似乎，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论慈禧还是武后，都天然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超越于两性之上的双重魅力——她们“漂亮、男子气概、没有性别……”并且“博学多能”……——拿英文来讲吧，double Chrisma，双重的卡里斯马魅力！

实际上，这也是这两本书论述的轴心所在。

女主临朝的条件

但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她们对其垂帘事业处心积虑的惨淡经营，至少她们完全没有必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做出那样多的牺牲；而我们也就不会一再听到她们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委屈申说。

而且，王朝政治是否属于这种特殊的卡里斯马魅力统治的领域，从根本上就令人怀疑。这点我在后面再作分析。

所以，很遗憾，一切激进的修正主义的论述，最终都不免遭到再修正的危险。

即使我们同意，张戎的“皇太后”对于英文世界里诸如wicked history series 里arrogant cixi：Evil Empress of China（《无知的慈禧：中国的恶魔皇后》）（2009）那样的流行读物中被压迫的慈禧，是伸了冤了；罗汉的“女皇帝”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由来已久的“女祸论”是报了仇了——对男权中心的批判，是我唯一没有疑问地会同意的部分。

但我却不能不同时感觉到，需要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女主称制真正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

坦率说，我的思路，仍是要把女主临朝称制问题纳入到对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视角当中。这不是说就要回到传统史学的立场，把女主专政视为王朝政治的不祥之兆，或者是王朝政治的一个病态。

因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王朝政治就是政治的某种变态，或者是病态。女主专政只不过是加剧了这样一个病态，或变态的程度而已。所以，我的修辞是“危机合法性的亏空”。

但问题是，应该怎样来理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亏空，与女主专制之间的关系？

战国以前的“贵族共和政治”

太多人把夏商周以来的政治，都视为是一家一姓一个皇帝的专制，从头黑到尾。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战国以前，像秦所开创的皇帝制度那样的专制，是不存在的。

今天没有时间从文明史，来剖析皇帝制度的渊源：皇帝制度是不是中国的土产？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前，皇帝制度有哪些地方性的实践？今天都没时间讲。但可以先下一个结论，如果把夏商周也称之为王朝政治的话，其合法性的来源及其统治的方式，和秦以后绝然不同。

战国以前，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虽然自称为天下“元后”，其实也不过是“群后”之一。天子的权力，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在王朝的盛期才能保持；其主要的事务，仍是管理王畿之地。诸侯称公、称侯，有自家的封地和官僚系统：用清人赵翼的话说，“各君其国”，当自己国家的君主；用王国维的话说，天子只不过是“大宗之宗子”，其他的诸侯则为其余各支的宗主。公、侯世代承袭，在诸侯之下的世卿、大夫也是世袭。看过《论语》都知道鲁国的三桓，其气焰甚至在国君之上。

所以，战国之前的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宗法贵族“共和政治”。天下的重心，也实在诸侯之手。当然，这是一种基于血缘、身份、集团的“刚性贵族制”，同样有其局限。但正是原来可以和君权相抗衡，相亵玩的贵族政治精英的逐渐衰亡，才为后来定于一尊的皇帝制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封建时代的天下一统，与秦以后的皇帝制度，混为一谈。

皇帝制度的成立

皇帝制度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今天的时间，只够讲两点：

一、“皇帝”的含义与性质。“皇帝”一名，本是秦嬴政统一六国之后自己的首创（见“议帝号”），隐含着政治制度断裂性变革的巨大信息。按西山嵨定生的考证：皇“帝”之“帝”实是“天帝”的意思，“皇”是辉煌发光的意思，“皇帝”表示他认为自己是神格的天帝降临于世间。如何证名？另外的一位专家，已经发现，秦始皇在咸阳为自己修有“极庙”。极庙，就是最高处的天神住的庙。

光辉尊荣的天神，威临人间，当然令一些人向往，却也令很多人感到危险，尤其是秦王天下仅15年而亡的教训，使秦汉之际的很多人都深受震动。比如项羽就不愿意重蹈覆辙当皇帝，刘邦最初似乎也不愿意。以至于后来还要在白虎观，通过严肃的经学讨论，对皇帝的位格与性质进行重新解释。解释的具体的内容太复杂，只能简单地说，是把中心放在“皇”，而不是再放在“帝”上面，亦即把“皇帝”变成“帝皇”，使其位格向人间降低，成为在人间代表上帝统治的人格化的神/圣存在。

当然，请注意，仍是神/圣化的存在。

这就涉及到皇帝制度中皇帝的绝对权力，所谓“定于一尊”的问题。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里面，记载了一段李斯的话：“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重。”这从侧面证明了前面讲演有关诸侯政治的论述。“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也就是人们推崇古代一些“虚里吧叽”的东西，混淆了政治现实与本质。“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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