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进入第二个年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新年刚过，驻扎在西安的第十九兵团接到调令，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将要赴北京去做外交工作。在去北京前，耿飚跟兵团请了假，准备回家乡湖南醴陵去看一看。离家20年，为革命奔波，等到革命胜利了，思乡的情绪也开始涌上心头。

要离开奋战多年的部队，耿飚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劝他：“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当娘家走嘛！”杨得志跟耿飚是老搭档了，晋察冀鼎鼎大名的杨罗耿兵团，就是他们俩跟罗瑞卿一起指挥的。当耿飚决定回一趟醴陵，看一看解放后的家乡时，杨得志的思乡之情也被挑了起来。跟耿飚一样，杨得志也是湖南醴陵人。于是，他们决定结伴同行。

左起：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故乡，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字眼，牵动着多少游子的心。回归故乡，是多少身处异乡的人梦寐以求的夙愿。然而，对于出生入死、转战南北、过着戎马倥偬军旅生活的军人来说，返乡则更有一番别样的意义。

湖南醴陵是革命老区，从辛亥革命前的萍浏醴起义开始，这里很早就播撒了革命种子。从醴陵走出来的将军，虽然数量上比不上十大将军县，但也出了上将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中将晏福生等开国将军，也算得上是一个将军县了。这次跟杨得志、耿飚同行的还有来自湖南宁乡的将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三位将军同行回乡探亲，也可以说是一时之美谈了。

耿飚经历过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又回家投入到农民运动，参加过十万农军扑长沙”的战斗，失败后又被任命为游击队队长，1930年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主力才离开家乡。而杨得志则不同，1926年离开家乡是去衡阳做修路工人，他想要的只不过是找一份工，能改善他们家贫苦的生活。那一年，杨得志才15岁，算起来离开家乡已经24年了。在衡阳，杨得志在哥哥杨海堂的带领下，加入了当地的农军，并跟随朱老总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1930年秋，部队经过他的家乡———湖南醴陵县南阳桥乡(今属株洲县)三望冲村，当时担任红四军一师通讯警卫排排长的杨得志既没能请假回家去见亲人，也没有遇到能替他捎口信回家的熟人，回家成了他没能实现的梦，成了他心中郁结的遗憾。

大革命失败后，醴陵原本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受到镇压，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烧杀抢掠。他们挨家挨户搜查参加革命的人，连家属也不放过。乡亲们为了躲避敌人迫害，都扶老携幼到山里躲藏。1930年，红军撤围长沙经过醴陵时，耿飚回家探望时看到的便是空无一人的村庄，杨得志见到的大概也是如此。

展开全文

阔别24年，杨得志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已经成为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员，此番也算是“衣锦还乡”了，跟他一起回家的，还有夫人申戈军及女儿华荣、柏华。

杨得志和家人在一起

听说这位身经百战的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要回家乡，方圆数十里的父老乡亲闻讯而至。杨得志原打算步行到祖居地三望冲看望父老乡亲。可是，乡亲们特意派了四人轿前来迎接。杨得志见了哈哈笑道：“我是乡里人，过去我帮人抬过轿。现在我不作这个孽，把别人的肩膀当路。”但乡亲们的盛情难却，他只好让一个小外甥女代他坐轿，自己谈笑风生地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走一边拉家常。

杨得志回到家里后，得知父亲、大姐、二姐和弟弟都已不在人世了，叔叔也在当年讨饭时被地主家的恶狗活活咬死。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杨得志感到异常悲痛。他顾不得沿途的车马劳顿，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祖坟山去拜谒祖辈、父辈坟墓。他在父母的坟前肃立许久，早年与父母相处的苦难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杨得志童年时，家庭人多，贫穷。母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孩提时就做了童养媳，由于原来收养他的那家人遭了祸殃，才来到醴陵的一个小山村，嫁给了杨得志的父亲。母亲一生生了十三个子女，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的孩子。

杨得志还记得，多少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的时候，挑子刚放下，就听到母亲泣不成声地告诉他，不是哪个伢子病死了，就是哪个妹子饿死了。每每这时，杨得志的母亲总是像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而他那铁匠父亲，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肩头，发出一声声悲愤地长叹。

杨得志从来都不知道死去的兄妹在什么地方，父母从不告诉他埋在了哪里。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杨得志的记忆中，那十多位兄弟姐妹，就只剩下一个哥哥杨海堂和一个姐姐杨桂泗了。杨得志已记不清自己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只记得在他11岁那年，母亲在生下又一个弟弟或妹妹后，在月子里生病去世了。

在他们家里，还有一个不曾娶妻的叔父。父亲和叔父都是铁匠，一年四季在破烂的衣衫外面，罩着一块深紫色的、被火星烧得斑斑点点的粗油布围裙。一个风箱，一个火炉，一个砧子，以及一些锤子、钳子、火剪，便是这个家庭的全部家当。他们经常挑着担子走乡串村，这里干几天，那里做几日。可又从不走远，因为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全等着他俩挣来的几个钱糊口啊。杨得志很小就学打铁，父亲手把手教他，经常提醒他：“伢子，你要好好地学哩，我们一家人就只能靠这铁砧子、火钳子活命哩！”

但实际上，尽管父亲跟叔叔两人如此劳累，这一大家子还是一贫如洗，一无田，二无地，连住的两间茅草破屋都不是自己家的。在杨得志的童年，曾读过几年私塾的哥哥杨海堂，是他唯一的欢乐来源。他经常自编一些唱词，用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唱给家人听，逗得一家人直乐。这个比杨得志大五岁的哥哥，是他最为尊敬的人，也是带领他走上革命的人。

14岁那年，杨得志跟着哥哥去安源煤矿挖煤。醴陵到安源二百多里路，兄弟俩一路上爬山、过河，晓行夜宿，兜里装着几块杂粮做的硬饼子，也不敢多吃几口。一连走了几天，才在一个深夜看到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一篇闪亮的灯火。

在矿上干了半年多，哥哥杨海堂受不了老板和“洋狗”们的气，带着杨得志回家了。哥俩攒了半年的钱，凑在一起也买不起一张火车票，在工友的帮助下，才爬上一辆运煤的车，一路跌跌撞撞回了家。迫于生活，哥哥又离家去了衡阳，半年后来信称自己在那里修路，还劝父亲让杨得志也去。他说，路要从湖南修到广东，广东地方大得很，兴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到了衡阳，杨得志仍和哥哥一起干老本行——挑脚，只不过在安源挑的是煤，在那里挑的是石灰，一样的是，在哪里都要受到工头的刁难。当朱老总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时，杨得志便跟着哥哥一起去投了红军，哥俩一起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分兵湘南时，遭遇了令人痛心的“八月失败”。在经历一次战斗后，部队清查人数时，连长问杨得志：“看到三班长没有？”三班长就是杨得志的哥哥杨海堂。但谁也没有看到杨海堂。

直到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那个地方时，杨得志曾专门向当地的老乡打听。他们说，七年前被打散的那些红军，大部分被白军杀害了。杨得志始终还是不知道哥哥的下落，是血洒战场，还是饮恨于敌人的刑场？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父母哥哥都不在人世，杨得志最牵挂的就是姐姐杨桂泗了。桂泗姐姐虽然只比杨得志大两岁多，但杨得志一直把她当成长辈。她给杨得志做鞋、缝衣，夏夜赶蚊子，冬天暖床头。杨得志离开家去衡阳找哥哥时，桂泗姐姐整夜在月亮地里赶着给他做鞋，当时的她已经有一个小孩，孩子哭闹她也不管，拉着细长的麻线纳鞋底。

临走的那天，桂泗把鞋子放在弟弟的包袱里，跨到弟弟的肩膀上，一句话也没说，光流泪。父亲领着杨得志往前走，桂泗叫着杨得志在家时的名字，喊：“敬堂兄弟，早些回来啊！”杨得志嘴里答应着，但没敢回头去望一眼桂泗姐姐。

桂泗是个苦命人，十五六岁便出了嫁，不久就死了丈夫，后来又嫁给了一个穷人。杨得志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姐姐，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也不知道苦命的姐姐过得怎么样。

凭吊 了 父母的 亡灵，杨得志准备到几个姐姐家里去探望。

大姐家在株洲的昭陵，姐夫原在安源煤矿做工，当年便是他介绍杨得志兄弟俩去煤矿做工。姐夫为人憨厚，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却由于过度劳累，导致精神失常，成了终身残废。

旧社会把人逼疯的例子并不鲜见，耿飚在水口山当童工时，同在矿上做工的舅舅，因为不堪剥削，在一次挑着矿砂去码头时，就被逼得精神失常。

当杨得志跨进堂屋，看见大姐夫时，走上前去问候。他不顾大姐夫满身难闻的臭气，将手伸进破旧棉衣里，发现棉衣空洞洞的不暖和，急忙脱下自己的羊毛衫，亲手帮助姐夫穿上。并反复叮嘱外甥们要好好照料。临走时，他还留下了一些钱。

临近中午时分，杨得志到达乘霞垅宋家大屋，终于见到了牵挂已久的桂泗姐姐。桂泗姐从墙缝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杨得志说：“这样的相片，让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

那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已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信上说他在延安做生意，但那张照片是穿着红军军装。桂泗收到后没敢让任何人看，偷偷藏在茅草房的夹缝里。

杨得志在陕北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

看到桂泗将照片递过来时认真的样子，杨得志很是心疼，他赶紧安慰姐姐说：“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

“是呀。”桂泗姐笑了。那笑的模样，很像杨得志印象中的母亲。她说：“可是日子真长，真难熬。从你离家到如今，整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了呀！爹死了，叔叔也死了。叔叔死的那年六十一岁，那是个冬天，他去讨饭，被地主家的大狗活活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