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作为前苏联最富裕的国家，乌克兰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欧洲强国，反而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 电影《追龙》中廉政公署的权利为什么那么大
-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美国不腐败你有何看法
- 明代官员薪俸低微，为何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 文在寅仕途之路，为何有人说如此幸运
- 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GDP在东南亚分别位于第几名
- 乌拉圭发达吗
- 巴基斯坦为什么那么穷
作为前苏联最富裕的国家，乌克兰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欧洲强国，反而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乌克兰并不是前苏联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1990年乌克兰的人均GDP为1500多美元，在前苏联欧洲地区加盟共和国中，比俄罗斯人均3000美元和白俄罗斯1700多美元要低。到2017年白俄罗斯人均GDP已经增长到9000美元左右，而乌克兰还徘徊在3000美元，不仅令人唏嘘。乌克兰拥有不错的底子，却沦为一个失败国家，我认为主要是乌克兰“谋“有问题，“道“亦有问题。
乌克兰独立后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
现在大家都说，前苏联发生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太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工工业。而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的问题比俄罗斯还要严重。更为要命的是，苏联的解体彻底摧毁了乌克兰的工业体系。
乌克兰无论是重工业企业还是军工企业，要不是配件工厂就是组装工厂，离开了前苏联完整的工业布局，乌克兰的工业企业就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以黑海造船厂为例，作为苏联航母的总装工厂，是前苏联实力最强的造船厂之一。但是前苏联解体后，没有波罗的海造船厂等俄罗斯地区造船厂的互相支持，黑海造船厂迅速衰落，现在莫说制造航母，就是稍大型的船舶也非常困难。
乌克兰选择解决问题的“谋”，有很大问题。
乌克兰面临的严重经济结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解决方法，要么与俄罗斯结合，维持前苏联的经济体系；要么连入欧盟，融入欧洲的经济体系。乌克兰独立后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选择了后者。仅从经济角度看，融入欧洲经济体系确实是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考虑到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个选择确实有些脱离实际。乌克兰位于俄罗斯欧洲区的腹部，乌克兰的局势对于俄罗斯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就相当于美国和欧洲把刀子直接怼在了俄罗斯的肚子上，这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大国都不能容忍的。在把俄罗斯已经逼到墙角的情况下，如果美国贸然出手帮助乌克兰，俄罗斯也不介意与美国拼命。由此可以看得很明白，乌克兰这个“谋“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不仅为自己的失败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自己面对危险时，得不到真正的帮助埋下了伏笔。
乌克兰追求“谋”的“道”也出了严重的问题
在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执政时期，虽然也想加入欧盟获得经济利益，加入北约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库奇马与俄罗斯的关系维持得不错。此时乌克兰的外部政治环境还相对稳定。对比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在2000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出，乌克兰的表现还很不错。
但是乌克兰人选择的第三任总统尤先科，毫无政治智慧，一心倒向欧洲和美国。乌克兰的态度让俄罗斯非常紧张，让美国人非常兴奋。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美国积极插手乌克兰国内政治。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在两个大国的操纵下，时而联合，时而斗争，搅乱了乌克兰的政治局势，更是激化了乌克兰内部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矛盾。
在乌克兰政治家10年的挑动下，2014年，乌克兰再次爆发严重的街头革命时，乌克兰人情绪已经失控，反俄情绪已经十分强烈，俄乌友好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为了维护俄罗斯在黑海的利益，和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利益，俄罗斯出手拿下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人自治。从在某个角度上来说，普京也是在乌克兰人的苦苦相逼中出手。
现在的乌克兰国土分崩离析，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外部俄罗斯虎视眈眈，是欧洲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成为失败的国家，最贫穷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谓谋定而后动，乌克兰在本身目标有问题的情况下，又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被俄罗斯残酷无情的打断，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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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追龙》中廉政公署的权利为什么那么大
在如今的香港北角渣华道303号屹立着一座25层高的蓝色玻璃幕墙大厦，这就是在《追龙》、《寒战》、《反贪风暴》、《廉政风云》、《廉政行动》等影视作品中均有所提及的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简称廉署，英文写作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为ICAC）。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黄赌毒异常猖獗，香港警队贪污受贿是公开的秘密：以吕乐、蓝刚、韩森、颜雄这“四大探长”为首的警察贪污帝国与黑帮勾结收取庞大贿款。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的吕乐更是一手建立贪污机制，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风光一时。电影《岁月神偷》所描写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社会：在剧中尽管罗家家境清贫，但面对定时来收“保护费”的鬼佬警察依然要乖乖地将大部分收入上缴。 甚至当时的香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不是立即救火，而是先向遭灾的人家索取贿赂，如果钱没给到位，那么他们是不会救火的。对当时香港的公职人员而言：收受贿赂就像吃饭、刷牙、洗脸、睡觉一样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面对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当时的港英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早在1948年香港就仿效英国法律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1952年又成立了反贪污部，然而这些措施都没取得预期的效果。直到1973年的葛柏案终于使多年来累积的民怨来了一次总爆发，也正是这一事件促成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1973年时任香港皇家警队的外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的巨额财富，相当于其任职21年来收入的6倍，香港警方要求他在一星期内就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做出解释。然而令香港民众无法接受的事情发生了：葛柏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逃到了英国。这件事直接引发了香港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沸腾的民怨终于使港英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件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廉政公署于197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港人对其不乏怀疑态度，这是因为此时香港的贪腐问题积弊已久，在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中已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在此之前港英政府也成立过反贪污部，然而在当时“你贪我贪大家贪”的局面下反贪污部本身也存在贪腐问题，就不要指望其能承担起反贪重任了，充其量上面逼急了就抓几个小喽啰出来顶罪——这种反贪模式被外界誉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那么新成立的廉政公署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像之前的反贪污部一样被腐蚀呢？这的确是一个困扰当时的香港政府和民众的难题，最终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想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廉政公署独立于香港已有的公务员体系，只对港督一人负责，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对廉政公署发号施令，也不得干预廉署人员的工作。当时的港英政府专门制定了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三项法规条例对廉政公署的行为进行规范，在这些条例之中廉政公署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只要廉政公署认为有需要，那么就可以随时进入任何政府部门进行调查，而政府人员必须配合廉政公署的所有询问和取证，否则廉政公署有权对其进行扣押。如果廉政公署怀疑某名官员有贪污嫌疑就可以直接将其拘捕审问而不需要拘捕令。廉政公署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使现有的公职人员无论多么位高权重也难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向廉政公署施压。制度是制度，但好的制度还需要有好人来执行，尽管从长远来看：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远比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人性自律靠谱得多，可在制度尚处于有待完善之时就需要执行制度的人必须有严格的自律精神，否则就会使新制度从一开始就变味走样。深知这一道理的麦理浩亲自邀请在香港威望极高、曾以辞职进谏反贪的姬达做首任特派廉政专员，同时他还从英国伦敦警察总部挑选人员为廉署提供专业协助。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之后新成立的廉政公署把解决葛柏案作为自己取信于民而必须完成的第一个任务。两个月后葛柏在英国的家中被当地警方拘捕。廉政公署为实现尽快将引渡回港审判的目的只选择了英国法院对葛柏认可的两项罪名提出引渡要求。1975年1月葛柏在廉署人员的押解下被引渡回港。最终香港法庭判定葛柏被指控的一项串谋受贿罪和一项受贿罪成立，葛柏因此被判入狱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