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资耀华的银行家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业，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在中国，这三种近代事业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端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上海。中国人介入现代银行业务肇始于以上海洞庭席家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买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界形成了宁波路和外滩对峙的局面——外滩外资银行密集，宁波路则汇集了大量的华资银行。这是中国民营金融业的上升期，陈光甫、李铭、徐新六、张公权这样的第一代银行家正是意气风发，比陈光甫小19岁的资耀华这样的第二代，也正是这个时候出道的。1928年8月，陈光甫任命28岁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毕业生资耀华担任上海银行调查部主任。
“但他真正成为一个银行家还是在天津的15年。”资中筠说，“1935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调任天津分行经理。尤其头两年，抗战还没开始，他算得上意气风发。”
尽管都有租界文化，但天津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城市。按照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的说法，“想研究天津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的时候天津就不发达，每当天津发达的时候北京就不发达？”那个时代的天津处于发达时期，是华北金融中心，解放路金融街还依稀留着当年的风貌。不过，这个城市的气质、氛围和上海却大不一样。上海是洋场文化，按照天津作家林希先生的说法，天津是码头文化，比较市井，没那么精致。一个拉洋车的工人，今天要是有个煎饼果子吃，就决不会出工。煎饼果子边走边吃，上海排骨年糕坐下来品。
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检查人的孙曜东曾经回忆那个年代上海银行家们的生活方式：交往盐商、讲究吃喝，甚至吃出八大菜系，连狮子头都分剁出来的和切出来的，剁的不如切的好吃；和政界来往密切，1941年甚至发生长达数周的军统和76号银行界大血案；和黑道也有交道，银行的人被抓了，总裁还要指望杜月笙去摆平，因为他和戴笠关系非同一般。
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资耀华一家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生活很简单：家里的房子是向“北四行”租的，所以租金便宜，是英租界五大道成都道上的一栋假三层小楼，“也就是鲁迅故居那样的格局”。身为银行家，但是他从来不理私财，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闻不问，他去世的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他很少在家吃饭，应酬特别多，但他不是美食家，根本不挑食。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碟，辣椒酱加豆豉和大蒜，所有东西都蘸这个吃。他更不是一个政客，结婚的时候妻子曾经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绝不做官。
虽然不碰政治，但是作为银行家，要吸纳存款、业务往来，必须面对人脉问题。何况，当年的天津是个非常复杂的码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旧的北洋系不存在了，这时候，它的经济、教育都快速发展。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军阀、前清官僚、八旗子弟、南方移民纷纷在天津设厂办工业，要么就在英租界、五大道附近买房子。整个天津三教九流，成了北京的后花园，按照冯承柏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始终笼罩在首都阴影下的城市”。
资耀华的办法是参加青年会、联青社这样的团体——很多成员都是厂长、经理。另外，他还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留美学生。对于当年的这个交际圈子，资中筠仍然很有印象：“父亲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只和我父亲有业务上的来往，场面上的朋友，另外一种是能够跟家里头也来往的。对这种朋友，我母亲有自己的选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有书卷气的人家。当时这些家庭，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交际圈子，大家平时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一定上门拜访。”
圈子里的企业家很多。宋斐卿，东亚毛纺厂厂长，生产的抵羊牌毛线能够和英国的蜜蜂牌毛线竞争。他的工厂和上海银行有业务往来，资耀华也有工厂的一些股份，每年年终，资家都会收到很多抵羊牌毛线。朱纪圣，仁力地毯厂厂长，美国留学生，他和资耀华一样，都是仁社成员。他的女儿比资中筠大两岁、高一班，是耀华中学同学，跟着同一个老师学钢琴，特别要好。化学工业大亨范旭东则是资耀华当时最好的朋友，两家人经常来往，上海银行也曾为永利碱厂发放贷款。
袁世凯的侄儿被绑架，其家人很慌张，为何后面绑匪降了赎金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其实还是当时绑匪害怕事情闹大。这个绑架案牵扯了非常多的人，张伯驹的好友经过自己的推测已经找出了犯罪嫌疑人，如果绑匪当时不懂得变通，无疑会牵连更多的人进来。当时绑匪为了可以让自己控制住局面，只能答应了他家人的请求。袁世凯的侄子就是张伯驹。有一天他正要去上班，这时三名男子拦住了他并且用枪把他绑架了。当时他司机看到这一幕马上就告诉了他的夫人同时也非常机灵的向警察局报了案。当时虽然被绑架的车辆找到了，但是张伯驹的人却不见了。他的妻子急得团团转，最后只能选择求助他的朋友，在他朋友的推测下发现一个人最可疑。嫌疑最大的这个人就是李祖莱。原本他应该是银行的领导，结果当时张伯驹抢了他的工作。这就让当时努力工作的他心灰意冷，当时他认为就是张伯驹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自己才会失业。如果可以把他赶出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自己有可能就会重新得到工作，有了工作之后也不会变得如此贫穷。在张伯驹被绑架不久，这些绑匪都说要拿300万赎金才能放了张伯驹。但是由于张伯驹宋爱收藏，他家中的所有钱财全部都用来买收藏品了。所以当时他家并没有办法拿出这300万赎金。当时他的妻子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求助于丈夫的好友最终找到了这个绑匪的直接上司，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上司的帮忙才能让张伯驹化险为夷。当时绑匪只能把张伯驹交出来，才能保全自己的安危。
梅兰芳轶事
梅兰芳，上世纪最著名的京剧演员之一。
梅兰芳成名很早，男子演女子，比女子还像女子，被评为“四大名旦”之首，有道是：“梅兰芳的棒，尚小云的样，程砚秋的唱，荀惠生的浪”。
梅兰芳的唱，念，做，身段都是很棒的。
梅兰芳很长时间就是梨园行的第一把交椅，不仅是舞台艺术好，还因为他有良好的，很美的人性。
旧时，梅兰芳有很多粉丝，所谓“梅党”。能成“梅党”的还不是一般的“粉丝”，是进过梅兰芳书房的才有资格这么叫，多是大老板，大官僚，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也有大汉奸。他们喜欢梅兰芳的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梅兰芳。后来，时过境迁，有的“梅党”被抓了，有的被毙了，有的落魄了，梅兰芳对朋友依然如故。
有位周长文，原来是北平市市长，后来，在康乐餐馆当厨子。梅兰芳每次去康乐餐馆吃饭一定到后厨去见一下周长文，一定要握手寒暄。
梅兰芳有四个秘书，都很有才，其中有个秘书解放前是县长，后来被抓走枪毙了。梅兰芳夫妻两个把秘书太太叫家来，问，您家几个孩子？说两个。梅兰芳说，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现在开始，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
梅兰芳是很好学习的人，从跟齐白石学画，一次宴会，无人认识齐白石，他很受冷落，梅兰芳到后，专门和齐白石立谈很久，大家对齐白石刮目相看。齐白石大为感激。
梅兰芳的家人也和他一样，有美好的人性。
一九六一年，梅兰芳死了。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有个人，叫孙曜东，原来是周佛海的机要秘书，从监狱里出来，生活困难。孙曜东在上海得势的时候，对上海演艺界的人，尤其是梨园行的人很不薄，现在衣食困难，想求原来梨园行的老朋友接济一下，不想一个个端起“艺术家”的架子，拒不理睬，无奈，他给北京的张伯驹写信求助，张伯驹马上叫太太潘素每月寄去40元。张伯驹又找到梅家，对大奶奶福芝芳说，我叫潘素每月给孙曜东寄去40元。福芝芳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每个月也寄40元。
那时候，都没钱啊。张伯驹也不是挥金如土的“四大公子”了，梅家也不是当初梅兰芳卖座最红的时候，但是，他们还都有美好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