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本来应该是全体教师的节日,发点小福利,搞个娱乐活动,按国家规定,放半天假,让老师过个愉快轻松的节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近几年要求取消教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得从三类人群的角度去分析。
一,家长群。
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大,报各种兴趣班、补课班的钱远远高于正常的上学费用。于是,家长们对老师的诟病就越来越多了:老师没有奉献精神啦,师德败坏啦,这样的老师不配享有教师节啦。于是呼吁取消教师节!
仿佛,只有教师的八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之外的时间,无偿的为你服务,才配称老师一样。
还有一些家长,为了孩子得到老师的优待,要给老师送礼。被老师拒收的,还要想尽各种办法送。一边送着,一边骂着:老师黑心!
好像,好孩子都是送礼送出来的结果,差生都是因为家长没送礼了。
当然,哪个行业都不乏几个老鼠屎,老师也一样,但总不能以偏概全,对绝大多数任劳任怨的老师全盘否定吧?
二,底层百姓群
虽然,老师作为工薪阶层,工资从来都只相当于农民工的小工钱,就算教龄30 年以上的高级教师,也挣不到大工的工资。但是,毕竟,老师不用风吹日晒,可以旱涝保收。这让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羡慕嫉妒恨了。一年放三个月假,一周休两天,一天就上两节课,光呆着,还要教师节?我们老百姓咋没人给工资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太不公平啦!应该取消教师节!
人,总是习惯于跟与自己熟悉的、类似的人相比,于是便有了心理的不平衡。而不熟悉的,高不可攀的,从来不是相比的参照。
三,教师群
如果说,前两个人群呼吁取消教师节,似乎可以理解,而教师本身为什么也有此呼声呢?
这个问题就以我本人34年的经历和感受为例说说吧。
我的教龄跟节龄相同,上班前20 年,在乡镇中学任教,学校覆盖邻近十几个村子。每到教师节,各村村长都会主动送来几千元作为老师的福利,每人一二百,钱多少在其次,我们感受到的,是社会对老师的尊重。
后来,上级设了教学成果奖,每到教师节,便是半天的表彰大会,获奖的自然是少数,教师节成了少数人的节日,多数的是陪榜兼受教育的。自然,心有怨气。
再后来,上级有命令,不许发奖励,不许发福利,不许放假。教师节便照常上课了。上课也好吧,就当没有教师节,起码耳根清净,更何况,每一节课都是宝贵的。
可这两年,网上的声音越来越聒噪了。每到教师节,教师就成了围殴的对象。大多数老师,辛辛苦苦的工作,换来的不是应有的尊重,而是侮辱、责骂!委屈不?愤怒不?教师节,就是招骂的节日,干脆,取消好啦!
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师恩难忘,师情永存。老师的教诲之恩,终生难忘。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更要给老师送上美好祝福和深深谢意!诚挚祝福老师身体健康,快乐幸福!衷心感谢老师辛勤劳动和细心教诲!
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几十人,尽管毕业后不少老师失去联系,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读小学所在的地方,小学与邻村学校早已合并)
五十多年了,忘不了我的小学老师!
罗霄山脉南端,南岭山脉北麓的大山之中,有一所学校叫做长活村黄连寨小学。这儿,土砖房,两层楼,不过一百余平米,共四间教室,两间教师住房。楼房西面的小厢房是厨房。教室里只有几张课桌板凳、黑板,条件简陋。
这里的老师基本上是本村的民办老师,每个月五元钱生活补贴加拿工分的那种。公办老师几乎是从外面调进来的。从启蒙到毕业,五年半小学(春季启蒙,秋季毕业的)教过我的老师不少。启蒙老师是我的堂伯父骆圣明,后来相继有林家明、张世英、刘月和、李宙禾、陈礼顺、朱宾伟、黄常华、黄晓明等。
毕业后多数老师再也没有联系了。李宙禾老师现年近八十,据说身体一般般,很久不见了。黄常华、黄晓明两位老师是我们读五年级时他们高中毕业后村里和县教育局请来的民办老师,现在都快七十岁了。与黄常华老师一直有些联系。
(我的初高中学校所在地)
中学是最难忘的时光,老师们留给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那时正是实行学校半工半读的年代,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搞劳动,或者上一天课搞一天劳动,或者上两周课到学校农场劳动两周。那时的理想就是中学毕业后后回村里当拖拉机手,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
初中两年,完全是半工半读。读初一时学校五个班,是师生齐心协力兴建礼堂(风雨活动室),先是挖地基,然后是砍茅草烧石灰,接着是挑煤炭烧红砖,……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栋大礼堂建成了,同学们就餐、雨天活动有了场所。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初二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种菜,或者上山砍柴,或者喂猪。学校师生每周吃一次“公菜“(师生自己种的)。每学期杀一次猪,吃一次肉。
校长徐公绩,身材不高,非常精明能干,特别讲政治,同学们很怕他。周一早操后徐校长训话,要求同学们既要读好书,更要练好体魄,“将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副校长李绍文高高瘦瘦,说话细声细气,走路慢条斯理,看到学生咪咪笑的,但同学们一点不怕他。后来才知道,这两位校长年高八十多岁,均是近两年作古的。
班主任老师李顺召,数学教的好,带班也有方,至今我我闷都有联系。他常住省城小儿子那儿,偶尔回县城大儿子家住住。其他有语文老师陈树新、英语老师骆学进、物理兼化学、生物老师朱忠金、体育老师李德忠,政治课由校长上。
(1986.8东江水库蓄水后,我读初中的学校搬迁到了后山腰)
初中毕业后顺延进了高中。当时正是乡乡办高中,正好我们乡(当时为公社)里所在地的一所县属高中改为社办高中。我们初中毕业生三个班全部进入高中,还招收了上两届没读上高中的学生。
读高中时,开始是语文老师黄才伟任班主任,后来文理分科,我们理科班由数学老师陶义任班主任。高考迎考前,劳动仍然大家不可缺少的,主要是各班要种好各班的菜地,然后轮流住到农场去,种水稻,垦茶山,建房子(农场是租的农户的房子,后来师生自己动手建房)。
高二时正好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那年冬天第一次高考,推荐了六位同学参加。尽管没有上线,但同学们都很受鼓舞。
(高中时的教务主任、语文老师李业珂——在市教育局副局长机关党总支书记岗位上退休)
教务主任李业珂,是六十年代初湖南师大(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生,他与数学老师陶义、物理老师欧阳邦基都是“文革“期间从县一中被赶到这所边远学校来的全县“王牌老师“,还有化学老师曾祥林、数学老师万阳晶、历史地理老师李麦君、英语老师方卫江等都为恢复高考制度高兴,希望学校狠抓教学质量。当时,校长给同学们训话说,恢复了高考,学习要抓,但劳动还得搞,不能走“白专道路“。……同学们该听谁了?
高二下学期开学后不久,教务主任李业珂组织毕业班全体学生召开高考动员会议,由欧阳邦基老师作动员报告。欧老师说:“同学们,从今天开始到高考,还有八十八天!我们共同努力,苦战八十八天!“这极大的鼓舞了同学们学习积极性。然后分为文理两个班。此后大家一心扑在学习上,这一年,我和其他二十来位同学考上了大中专院校,最好的考上了湖南大学。据说学校农场后来只有请人看护。
我读书的初高中学校皆因东江水电站建设而后靠搬迁,原校园于1986年淹没在东江湖水深处……
(1979-1981在这儿读的师范)
大学是最美好的时光,那也是真正的求学生涯,辛苦而快乐。
高考我考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自己总是闷闷不乐的。但是,一个“想当拖拉机手“的农家子弟,去到了大城市读书,并且户口、粮食关系都一同转到了学校,此后意味着“吃国家粮“了,父母是多么的高兴!
师范学校的老师一个个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班主任、政治老师张国政,那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现在可好?汉语老师刘洪兴、文选老师谢振亨、数学老师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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