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兵攻克上海南郊的龙华镇，旋在此设立“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以后蒋总司令亲至，立即撤销了这个机构，在龙华原址（现徐汇区龙华路一带）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正式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其后四年间，始终以嫡系熊式辉和钱大钧担任司令，它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也是反动派实施统治的重要鹰犬单位，“四一二事变”以后，曾有大批革命烈士在这里英勇就义。

然而就在1931年12月，淞沪警备司令却忽然易人了，原司令熊式辉被调离，换上来的是保定三期毕业的粤军将领戴戟，曾任第十九路军第61师的中将师长、参谋长。

上海是什么地方？那是毗邻南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钱袋子”和通商口岸所在，老蒋之所以撵走白崇禧，换上嫡系将领担任警备司令，不许其他派系染指上海滩的意图，昭然若揭。

那么为什么杂牌出身的戴戟，能够出任如此重要的淞沪警备司令呢？无它，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上，老蒋已经第二次下野，说话不那么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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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把持南京政府的是汪某人和孙科，这两个人都是广东籍，他们当然不待见老蒋的黄埔系军队，本乡本土的粤军才是最爱。

于是并非黄埔系军队的杂牌第十九路军，意外被元宝砸中，稀里糊涂开进了高楼林立的大上海，担负起淞沪地区的警备任务。

一、蔡廷锴出身陈铭枢系统。

蔡廷锴原籍广东罗定，早年投入粤军大佬陈铭枢的队伍，当时的陈铭枢还只是个小营长（隶属于护国军第二军）。

蔡廷锴机敏能干，很快被陈铭枢相中，不仅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还选送到护国军讲武堂学习，毕业以后即被陈铭枢提拔为粤军第1师的连长。

到北伐战争开始的1926年7月，蔡廷锴已升任第四军第11师第28团的上校团长，成为粤军王牌“铁军”的骨干军官。

北伐期间蔡廷锴作战勇敢，曾经率部第一个突进武昌宾阳门，因功累升至第十一军第24师少将副师长，1927年3月再升任该军第10师师长。

这个第十一军是什么来头呢？要知道第四军还有一个称号叫作“粤军之母”，也就是说，北伐战争开始时，粤系的精英和名将都集中在第四军，扎堆般存在。

而随着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军滚雪球般壮大，第四军逐渐完成扩编（第二方面军）和分拆，成为未来整个“粤军系统”的母本。

第十一军正是在北伐期间的1926年11月，以第四军所属的陈铭枢第10师扩编起来的，注意一下该军成立时的作战序列：

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即蒋光鼐兼任师长的第10师；戴戟任师长的第24师。

陈铭枢在早期是拥蒋的，所以1927年3月爆发“宁汉分裂”时，他调任南京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其心腹副军长蒋光鼐、第24师师长戴戟也辞职寓居上海。

第十一军高层因此出现了大换血：军长由张发奎暂代，原第25师副师长叶挺转任第24师师长、蔡廷锴升第10师师长。

1927年6月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免兼军长，他推荐保定六期的粤军老人朱晖日接任第十一军军长，同时晋升叶挺为副军长。

该军时辖：第10师、蔡廷锴任师长；第24师、叶挺兼任师长；第26师、杨其昌任师长（收编的黔军）。

朱晖日虽然也是粵系将领，却得算是“外来的和尚”，第十一军的两个主力师，基本掌握在副军长叶挺手中，如此就为该军参加南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二、蒋光鼐资历高于蔡廷锴。

捋清了前述第十一军作战序列的变化，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也有便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1、第10师是陈铭枢的基本队伍，最初的三任师长分别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

2、叶挺独立团升格而成的是第四军第25师，第十一军第10师、第24师并非他的基本部队。

3、蒋光鼐不仅比蔡廷锴年长四岁，并且在粤军中的资历也犹在蔡廷锴之上，职务始终是蔡的上级。

蒋光鼐也是广东罗定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投身粤军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少校副官（跟三个营长张发奎、薛岳、叶挺级别相仿），并且还是陈铭枢的哥们，关系匪浅。

蒋光鼐后曾空降到粤军第1师第2旅，出任第4团第三营营长，本来最应该升营长的蔡廷锴连长表示不服，故意离队以表不满。然而蒋光鼐能力较强并且待人宽厚，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蔡廷锴也只能服气。

1924年孙中山改组粤军时，蒋光鼐升任粤军第1师的团长，蔡廷锴则成为该团的营长，他们俩确实属于老长官和老部下的关系。

南昌起义爆发之前，由于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皆不在第十一军军中，副军长叶挺得以策动和率领第10师、第24师开赴九江，与贺龙的第二十军共同成为起义军的主力，随后叶挺的基本部队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也赶来参加。

而第十一军的另外一个第26师，则在朱晖日的带领下，投向了张发奎南下广东。南昌起义部队重新整编后，叶挺晋升为第十一军军长（其实是我方任命的），率第10师、第24师、第25师一体南下，向潮汕地区进发。

蔡廷锴并非中共党员，政治立场本就是模糊的，第10师参加起义并不是积极和主动的。

而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老蒋气急败坏之余临时抱佛脚，立即重委陈枢铭为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兼代军长，前往福建重建该军。信使到来，在两个老长官的拉拢下，蔡廷锴和第10师发生动摇。

因此当起义军离开南昌后不久，刚刚行至进贤县时，蔡廷锴就率第10师5000余人，突然脱离队伍，再次投回陈铭枢的麾下。

第10师的作战兵力几占整个起义部队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蔡廷锴所部的意外脱队，也是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很多时候是灰色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蔡廷锴后来又跟随陈铭枢在福建举旗反蒋，新中国成立后还入选政协常委，关于这一层，在此只叙不评。

三、蔡廷锴成为第八路军的师长。

“路军”其实又可以称为“路”，是民国时期的各色军队，在作战中临时编组的战役指挥层级，比如第几“路、左中右“路”、东西南北“路”等等，开篇的北伐军东路军便是如此。既然是临时编组的，理论上在某一战役结束后即应取消。

但是南京军事委员会却在北伐后期，将“路军”作为一级正常的指挥层级保留了下来，用以替代“军”的职能。

所以要理清楚，“路军”有临时和正规两种存在形式，通常意义上，我们把北伐军总司令部、军委会授予的，带有数字番号的视为正规的“路军”。

比如早在北伐军主力挺进两湖的1926年底，李济深即已在广州就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留守广东的部队。

到了二次北伐时期的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序列中，真正参战的蒋、冯、阎、李四大派系军队，统一编成为四个“集团军”。

与此同时“路军”的番号也进一步增加，当时把西南地区的部队除桂系主力外，临时整编为五个“路军”，但并未开到长江以北参战。

这五路军分别是：刘湘的第六路军（川军）、邓锡侯的第七路军（川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混编）、周西成的第九路军（黔军）和龙云的第十三路军（滇军）。

其中李济深的第八路军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陈铭枢第十一军、黄绍竑第十五军、范石生第十六军，包括了粤军、滇军、桂军等杂牌部队共21个师约14万人。

其他四个军不详细介绍了，这里重点说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该军当时辖辖五个师，即第10师、第24师、第25师、补充师和新编第6师，而蔡廷锴正是其中第10师的师长。

注意时间点，说明蔡廷锴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率部重回陈铭枢麾下，第十一军的架子就此重新搭了起来，第24师和第25师也得以重建（肯定是新兵一堆）。只不过第10师由于建制完整老兵最多，是该军的绝对主力。

换句话说，蔡廷锴也曾经是“第八路军”的师长，只不过这个“路军”的番号，后来在陈济棠手里被撤销，原因是1936年反蒋的“两广事变”，再后来拨给了陕北红军。

四、第十九路军的组建。

1929年初，南京政府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原各军分别缩编为师，第十一军遂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的第3师和独立第2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任独立第2旅旅长，从职务也能看出两人的级别差距。

1929年8月，南京方面开始统一所有部队的番号，由此第3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1师，蒋光鼐仍任师长；独立第2旅扩编为第60师，蔡廷锴任师长。

在此期间，粤系军阀内部为了争夺广东的控制权，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内战，其中既有原第四军系统的“内战”，也有粤桂两系军阀之战，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到了1930年，李济深被老蒋扣押，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分掌广东的军政大权。

不难看出，此时的“二陈”仍然是拥蒋的一派，所以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开打时，粤系当然要派兵助蒋作战。陈铭枢和陈济棠选派的部队，基干力量即为第60师和第61师，也就是之前第十一军的核心部队。

在中原战场上，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作战较为卖力，粤军也确实挺能打，老蒋于1930年8月17日特别命令，将这两个师的粤军合编组建“第十九路军”，并颁奖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