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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左思诗歌继承了建安风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步讨论。首先是“何为建安风骨“、其次是左思诗歌是如何继承它的。
1、 何为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据罗宗强先生划分，建安文学上迄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下至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离世，阮籍、何晏方进入文坛。这三十七年间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们一面在诗歌中反映社会疾苦，一面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与壮志。从而此时诗歌具有的慷慨悲凉的情感，刚健有力、鲜明爽朗的文风，以及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被后人称之“建安风骨“。
2、 左思如何继承建安风骨
左思，字太冲，西晋太康时人。当时文学“一变梗概多气与庄、老哲思，而为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美文的技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而此时的文学，是“缺乏激情的华美的文学“（罗宗强）。
而左思从此风气中跳脱出来，以苦闷之内容、高远之志向、刚健之文辞，追溯前朝风气，打破当时文坛静水。正如钟嵘《诗品》所言：“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1、 苦闷之内容
左思的代表作《咏史诗》八首为左思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反映了寒士悲苦的遭遇，因而内容具有极大的“现实性“。此点和直露描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建安文学不谋而合。同时，左思的诗歌内容具有厚重的社会背景，揭露的情状是寒士的普遍际遇而非一人一事。这也暗合了建安文学高度“社会性“的特征。此外，左思还能借史抒情，质朴疏朗而内容充实，这和建安诗歌也是一致的。
2、高远之志向
建安诗歌用“赋“的手法直抒个人怀抱，而个人理想总和国家命运相联系。同样，左思的诗歌也用豪言壮语抒发了远大的志向，表现了强烈的用世之心。他梦想着驰骋疆场，“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又想象着功成名就归隐田园“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他的志向与国家功业相连，而非个人富贵。
3、 刚健之文辞
不同于重视辞藻华美、对仗、排偶的其他西晋诗人。左思诗歌不事雕琢，精确深刻。建安诗歌的语言“梗概而多气“，左思的文辞亦贴切的抒发个人的愤懑之情。同时促使左思诗歌成篇的是他抑郁难平的感情，这就使得语言有极大的爆发力，这也与刚健激烈的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总之，由于深刻揭示了门阀制度对有志之士的残害，强烈的苦闷情绪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一样具有感动人心的“风力“，辞与情合的诗歌悲苦有力，具有着清俊爽朗的建安文学的“骨“力。
建安时代诗歌的特点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