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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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香港电影的武行，他们现在过的怎么样
在第38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钱嘉乐、钱小豪兄弟将“专业精神奖”颁给了香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龙虎武师之一——入行逾50年、出演过120部电影、被业界唤作“鱼头允”的刘允。这也是金像奖设立该奖项以来，首次将专业项目的最高荣誉授予龙虎武师，尽管这个群体早已对香港、甚至全世界的动作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
龙虎武师，也被称为武行，原本特指粤剧中负责武打动作的武师，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香港功夫电影风潮的兴起，龙虎武师们相继走出梨园，走入片场，摇身一变成为香港电影产业中最特殊的一类工种。
一方面，他们是香港电影的死士，“Kungfu Stuntmen Never Say No（特技人永不说不）”是龙虎武师行动的不二准则，做过三年龙虎武师的曾志伟曾表示：外国人来探我们班时，问我们武行这样你们也敢做啊？因为这个动作谁做谁死。正是带着这股不要命的狠劲，香港功夫电影缔造出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功夫从这里“打”向世界；
另一方面，他们是香港电影产业中地位低下的走卒，无论是吊威亚、演死尸、跳楼、跳车，最终不过是台词没几句、甚至连姓名都上不了片尾字幕的“死跑龙套的”。李小龙凭四部半电影奠定了影坛地位，普通人一提到香港功夫片，首先想到的仍是这位已逝的功夫巨星。而龙虎武师中的绝大部分人，摸爬滚打半世，拍的电影几十上百部，也不过被喊作“茄喱啡”(香港对临时演员、小角色的称呼)而已。
“醒目过人，专业精神”
尽管年过70岁，刘允上台时还是走路带风，极具个人卖点的“斗鸡眼”依旧在，倒是整个获奖致辞讲的磕磕绊绊。去年，刘允曾表示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专业精神奖是他入行50年唯一有望夺得的电影奖项。如今一偿夙愿，刘允磕绊中有两句话讲的格外顺畅，一句是“多谢香港电影养了我50年，我爱香港电影”，另句是“龙虎武师，醒目过人，专业精神！”
事实上，龙虎武师与金像奖早结下了深厚渊源。1982年的第一届香港金像奖，签约了邵氏电影的惠英红凭《长辈》拿下影后，她的获奖感言是：“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不过我一定要多谢一个人，我的师傅刘家良。”
刘家良便是香港电影界最早一批的龙虎武师，他是洪拳的第五代传人，其父刘湛是黄飞鸿的徒弟林世荣，也就是《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猪肉荣”一角的原型。刘家良1950年投身电影，凭着过硬的武术功底在1963年晋身武术指导，并在1975年成为香港第一个从武术指导升级为导演的人。在职业生涯内，刘家良担任过动作指导的电影超过160部，执导的电影超过25部。
内地观众普遍知道“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但在许多资深功夫片影迷眼中，刘家良是更值得顶礼膜拜的对象，相比于袁和平武打动作设计上的天马行空，刘家良更讲究拳拳到肉的格斗感，有人曾讲“刘家良要是去了好莱坞，哪里还有袁和平？”
让惠英红斩获影后的《长辈》，是刘家良1981年执导的一部作品。那会儿功夫片是旗帜鲜明的“男性向”电影，从来没出现过所谓“打女”。南派的刘家良不顾“南拳北腿”的派系差异，坚持启用了北派的惠英红。很多年后，义兄刘家辉讲到这件事，评价刘家良“够胆”。到了第38届金像奖，以“打女”角色拿到影后的，依旧只有惠英红一个。
从龙虎武师到电影导演，刘家良是香港龙虎武师群体中不可多得的“进阶”样本，连同洪金宝、成龙、曾志伟、元彪、元华、元奎、刘家辉、惠英红、甄子丹等或成为一代功夫明星、或成为知名武术指导的，都是以龙虎武师为职业踏板、从中受益的“极少数”。
“苛难式拍摄”
大部分时候，听着很威风的龙虎武师，实际上就是个“挨打”的职业，甚至连挨打还得“有资格”。最开始入行的小武师们，连站着的机会都没有，导演怕浪费时间和胶卷，通常让小武师们演死尸，好不容易熬到能站着演了，“走位”不慎，星途尽毁。
曾志伟曾举过一个例子，有阵子功夫片流行使“独臂刀”，一把刀至少要杀二三十个人，杀了十八个，你第十九个冲上去，出了任何问题，换来的就是导演一句“行开啦”。
要么当群殴镜头里的一个人肉背景，想“出头”就得更刺激——去包揽电影所有“容易出人命”的镜头。元华曾说，当年拍戏，要想拍的好，只有一句话——“大家死过”。
元彪拍《富贵列车》，整个建筑都在熊熊烈火中，元彪侧空翻从二楼楼顶翻下；钱嘉乐拍《东方秃鹰》给洪金宝做替身，从十来米高的悬崖上跳下，要恰好落在一辆行驶的卡车里；元华拍《捉鼠记》，从二十米高的直升机上跳进海里；杨紫琼拍《阿金》，一场跳桥戏直接导致其摔断三根肋骨，险些瘫痪；柯受良拍《最佳拍档》，骑着摩托车从二楼腾空冲下，动作危险到连好莱坞特技演员都拒绝尝试……不想做背景，就要实打实拿命来搏，成龙曾用一个词形容，叫“苛难式拍摄”。
连“护具”都是奢望。导演陈德森形容片场场景：“那时候拍一个从高处往下摔的镜头，十个武行就都排在那里做‘后备’，第一个人摔坏了，第二个、第三个就得接着上，救护车在旁边等着，摔坏了直接送去医院”，“武行受伤比率超过50%”。
有记者问洪金宝受过最严重的伤是什么，洪金宝回答：“腿断过7次，手断过3次，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哪一次重，哪一次不重。”顺便说一句，洪金宝本人发明了威亚的一个新玩法——把吊着武行的钢丝剪断，武行直接从空中摔下，而且还要记得摔下来的时候是“没力气的”。
行业风险太高，香港保险公司甚至一度拒绝接武行的保单，但拼命三郎还是比比皆是，譬如早期师从占元的“七小福”，后来诞生的香港武行界最出名、最不怕死的四大班底——刘家良的刘家班、袁和平的袁家班、洪金宝的洪家班、成龙的成家班，以及神风特技队、猛龙特技队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亡命徒”。这其中，成家班名气最大，香港曾流传一个说法：医院里，永远有7张床位是为成家班的人留着的。
如果说有谁曾为香港电影出生入死，大抵也就是这些弟兄了。
“我地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香港功夫电影从崛起到繁荣的一大驱动力，是港人不断被“切中”的内心需求。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参与三十个体育项目的角逐。最终除撑杆跳高外，其他项目均在初赛阶段出局，几乎等同于全军覆没。彼时中国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新加坡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漫画中有四个大字——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就此成为华人社会迫切想要撕碎的歧视标签。港英时代下，作为“二等公民”，港人想重塑身份认同感的意识尤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香港借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经济腾飞，与台湾、新加坡、韩国一起被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综合实力的劲增，直接影响了电影创作的底层动机——即便是在虚构作品里，港人也需要众志成城、扬眉吐气的畅快感。
现在回过头去看香港叫好叫座的功夫电影，如《猛龙过江》《精武英雄》《醉拳》系列、《方世玉》系列、《黄飞鸿》系列……大多离不开两个主题：一是民族大义，二是江湖兄弟。
以1972年上映的《精武门》为例，日本虹口道场馆主铃木宽在霍元甲的头七之日送上了写有“东亚病夫”的牌匾，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以一人之力单挑虹口道场馆几十名日本武士，把写着“东亚病夫”的纸塞到日本人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