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朝徽、钦二帝及在开封的宗室、朝臣3000余人被金兵掳走，北宋正式灭亡。唯一幸免于难的皇室子弟——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建立南宋。

宋高宗赵构即位初期，除了要应对金人的侵扰，国内也是危机四伏，各地民变、兵变时有发生，使得本就国势疲弱的新兴王朝更加雪上加霜。但为了顺应举国上下的抗金呼声，宋高宗还是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一边抵御外侵，一边平定国内叛乱，稳定局势。

期间，虽然颠沛流离，到处逃奔，但总算有惊无险，慢慢在江南安定下来。照此态势，如果君臣同心、举国同力，共御外敌，偏居江南的南宋也许会逐步收复北方失地。

“靖康之变”形象图

但此后高宗却改变了抗金态度，罢免了主战派李纲，重用汪伯彦、黄潜善、王渊等主降派，对金国采取乞降求和政策。即便后来迫于金国不断入侵压力而不得不抗击金军，甚至一度取得战略优势，也是以战求和，不思进取，这种主和基调一直持续到高宗禅位，甚至影响到其后的历代君主，直至南宋灭亡。

面对外侵，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如，宋朝历来实行重文抑武政策、军事势力较弱；金国军事强大，且以骑兵为主，作战能力优于宋军，等等。对此，后世史家学者也多有分析，不再重复。

今天我们重点从一场叛乱，分析一下宋高宗为什么实行对外妥协议和政策。

这场叛乱，历史上称作“明受之变”，也叫“苗刘之变”——这场由两个普通将领发动的叛乱兵变，从叛乱过程看，更像是一出蹩脚闹剧：发起者声望低、能力差、组织粗慥、诉求混乱，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一个月就草草收场，事败身亡。

但就是这场看似不起眼的叛乱闹剧，却对宋高宗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南宋王朝的历史走向。

下面我们就从这场叛乱的起因、过程入手，分析一下这场事变对宋高宗及南宋的历史影响。

宋高宗赵构剧照

一、“明受之变”的背景和起因：泄怨愤、除权宦、分财产

南宋初年，宋高宗为躲避金军追击，频频南逃，期间对一直跟随身边的枢密院使、都统知王渊及宦官康履、蓝珪等人及为宠信。1129年2月，金兵进攻时，王渊手握调兵大权，却不思抵御，鼓动高宗以巡视为名，一路出逃扬州、镇江，杭州等地，随行宦官康履等人一路作威作福，强占民宅，甚至射鸭、观潮为乐。

“帝在维扬，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帐，赫然遮道。”（《续资治通鉴》）

出逃中，王渊主动要求断后，却用战船偷运自己的私人财物，致使大将刘光世的数万兵马无船过江而失陷敌营，引起朝臣怨愤。王渊虽然为所欲为，但由于他和宦官勾结一气，高宗只是免了他的枢密使之职，改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又令其掌管枢密院，并给予处理事务不必呈报皇帝的特权。

宦官形象图

高宗对王渊和宦官的宠幸，引起了两个人的极大不满——跟从高宗负责保卫工作的扈从统制苗傅和威州刺史刘正彦。苗傅自恃功劳很大却提升太慢，对王渊勾结宦官受宠重用十分怨恨；刘正彦虽是王渊提拔，但有招降平定叛将丁进之功，也觉得朝廷对他封赏太少，加之王渊又收缴了他的兵马，心中更是不平。

面对王渊和宦官的恃宠得得势，二人愤恨不平的说：“皇上颠沛流离至此，那些人居然还敢如此嚣张！”“傅等切齿曰：‘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续资治通鉴》）

二人虽然只是中级将领，但掌握护卫兵权，而手握重兵的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大将都在前线御敌，这给二人叛乱提供了机会。

于是就联络同僚王世修、王钧甫、张逵等人说：“如果杀了王渊和康履等宦官，为国除害，朝廷定不会怪罪，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并鼓动士兵说：“除掉王渊和那些宦官，分了他们的财产，我们都能致富。”“向张逵建议诱说诸军，掠取王渊及诸内臣家，人人可以致富。”（《续资治通鉴》）

苗傅剧照

于是苗、刘等人决定以“清君侧”为名，发兵诛杀宠臣王渊及康履等宦官。但调兵权由王渊负责，他们就向王渊谎报郊外有盗贼，请求允许出兵平贼。

看得出，苗、刘发动叛乱的初衷很矛盾：一是忠义性：不满权臣、宦官受宠专权，不满朝廷对金军入侵一味妥协避逃；二是私利性：清除权臣奸佞，发泄自己不被重用的怨恨，并瓜分其财产。而朝廷大将带兵在外、权臣宠宦专权不得人心、北方士兵人心思归、为利所诱等因素，则为叛乱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行良机。

二、“明受之变”的过程：筹谋差、诉求乱、时间短

1129年3月26日，是宋神宗忌日，百官祭祀后上朝。苗傅和刘正彦提前在城北桥下埋伏士兵，等王渊退朝，宣称他交结宦官谋反，直接将其诛杀，并随后包围了宦官康履的住处，康履逃脱，士兵大肆捕杀宦官100多人。

高宗早已得知叛乱消息，登上城楼责问苗、刘叛乱原因。苗傅先是山呼跪拜，然后厉声斥责高宗宠信宦官，赏罚不公，用人不当，自己劳苦功高却得不到提拔，要求高宗诛除康履、蓝珪、曾择等宦官。并放言宦官不除，绝不退兵。

高宗无奈，从城楼将康履用绳索放下，叛军当即将其斩杀。

宋高宗像

斩杀了王渊、康履后，兵变的目的基本达到。但苗、刘并不退兵，反而大声喊道：“陛下的帝位来路不正，以后如果（徽、钦）二帝归来，将何以自处？”“履既死，帝谕傅等归寨。傅等因前，出不逊语，大略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续资治通鉴》）并要求隆祐太后一同听政，高宗同意后，又进一步逼迫高宗逊位，立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旉为帝，并已士兵可能失控生变相威胁。为避免生乱，高宗主动答应禅位给太子赵旉，并当即下发罪己诏书，当晚迁移睿圣宫，苗、刘二人把持了朝政。

第二天，太后垂帘听政，大赦天下。根据苗、刘的要求，很快将黄潜善、汪伯彦贬降外地，将蓝珪、曾择等宦官流放岭南，曾择刚动身，苗傅就下令将其诛杀。苗傅还大封亲信，并将高宗幽禁监督，将年号改为“明受”（故称明受之变）。

宰相朱胜非知道苗、刘二人能力不足，见识短浅，便巧妙周旋于叛军和太后之间，一边迷惑苗傅，一边择机派人传令前来平叛。张浚、韩世忠、张俊、吕颐浩等在外地抗金的重臣武将接到大赦令后，知道朝廷发生了兵变，于是谋划起兵勤王。

被封为安国夫人的韩世忠妻子梁红玉

苗傅得知消息后，想扣押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和儿子作人质。朱胜非和太后密议后，建议苗傅派梁氏前去劝说、安抚韩世忠。苗傅不知是计，爽快地答应了。梁氏母子日夜兼程，一天就到达平江。

为了稳住苗、刘叛军，张浚等人一边故意写信说苗、刘忠于朝廷，一边派人和朱胜非联系，劝说苗、刘请高宗复位。勤王联军发兵后，苗、刘自知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提议，于4月20日提议，率百官奏请赵构复位。

高宗复位后，故意任命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淮西制置副使，让他们离开朝廷。苗、刘二人怕朝廷追究其罪责，向高宗索要免死铁券，高宗知道二人学识浅陋，在铁券上写着“除大逆外，余皆不论”，苗、刘没有多想，就带着2000兵马逃之夭夭。

当天，韩世忠等勤王军队进城，先将城内叛军头目斩杀，然后乘胜追击苗、刘叛军，将苗、刘等头目全部擒获斩杀。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

“明受之变”的发动和平定都很顺利，看起来更像一场闹剧，这主要是因为叛乱的发起者苗、刘等人，声望低，组织能力差，筹备仓促，缺乏具体规划。从他们发动叛乱的初衷看，基本达到了除宦、泄愤的目的。

但随着目标的顺利达成，野心逐渐膨胀，诉求不断变化，而他们的身份、地位、威望，特别是能力水平又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额外诉求。把持朝政期间，政令不通，遇到问题束手无策，缺乏有效应对策略，处处被朝廷牵着鼻子走，所以叛乱之初就注定了它的短命。

金兵屡屡南侵

三、“明受之变”的历史影响：匡时弊、弱军事、促议和

“明守之变”虽然像一场兵变闹剧，而且持续时间很短，但却对宋高宗以及其后的南宋朝廷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改变了南宋的历史走向。其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影响。

从正面看——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降派势力。叛乱者指斥朝廷重用投降派，部分将领遇敌不战，使高宗意识到了朝廷对外侵实行妥协政策不得人心。其后，高宗迫于金军的无休止入侵和社会上的抗金呼声，重用张浚、韩世忠、岳飞等抗金将臣，全力抗击外侵，取得几次大胜，既震慑了金军，又赢得了民心，稳固了政权。后期虽然还是以议和为主，但通过以战求和，为议和增加了筹码。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抑制了宦官专权势头的复苏。宋朝对宦官势力的抑制历来比较成功。但从北宋末年起，至南宋初年，宦官势力开始复苏，叛乱者的除宦诉求和行动，给朝廷敲响了警钟。叛乱平息后，朝廷专门下诏，禁止宦官勾结军官以及贿赂借贷、役使禁兵、干预朝政。

“丁巳，禁内侍交通主兵官及馈遗假贷、借役禁兵、干预朝政。”（《宋史》）并裁减宦官人数，明确宦官员额不得超过200人，这些措施，对抑制宦官专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吏治改革。针对叛乱者指出的部分官员骄横枉法、用人、赏罚不当等方面的政弊，统治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全面实施仁宗时期的法律制度；赏赐标准提高，条例约束放宽；“举行仁宗法度，应嘉祐条制与今不同者，